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求 8年来中国内地10起诉讼均以败诉告终

　　对她来说，战争的阴影仍没有散去。

　　一个多月前，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84岁的陈金玉老人是该案的8位原告之一。对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甚至道歉的诉求都被驳回，陈金玉感到不服，“他们想欺瞒天下，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个判决只是他们单方面的立场”。

　　虽然已是84岁的高龄，但这位倔强的老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官司继续打下去，讨回公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原“慰安妇”已提出10起诉讼案件，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慰安妇”也曾在日本上诉，但都以败诉而告终。

　　作为历史的证人，“慰安妇”这一受害者群体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文/图 本报记者 曾向荣、关家玉

　　陈金玉老人没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成为“慰安妇”一词的注脚。

　　耻辱

　　日本辞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 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一切都是被迫的，也让这些受害者一生蒙受耻辱。

　　1939年，战火正浓，日军的魔爪伸到了海南岛。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保亭县加茂镇加茂村，这个偏远的山区未能躲开日军的铁蹄。日军先后在三亚、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个慰安所。被抓进去的大多是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其中就包括陈金玉，噩梦就此开始。

　　14岁

　　陈金玉老人回忆，第一次被日军强暴时，她才14岁。

　　“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我还以为要比其他劳工轻松一些。”老人回忆说。

　　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后，陈金玉就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每天都有日军监工监视。过了7天，陈金玉和其他姐妹正在工棚里吃午饭，日本兵来了，翻译就对她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她非常害怕，但不敢不去。

　　她一进房间，门就“嘭”的一声关上了，一名日军小队长在那里等候已久。

　　逃跑

　　被强奸后，陈金玉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但很快被抓了回去。“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撑不住就会被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他们还用棍子打我的腰。没办法，我向他们求饶，说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这只是开始。从那以后，陈金玉几乎天天都要被强暴。实在受不了，她就选择逃跑。“大概跑了四五次，但好几次都被抓回来。”陈金玉说。

　　有一次被抓回来后，日本士兵先是对她一顿毒打，再把她拉到操场上，要她四肢着地，像牛一样爬，他们用鞭子在后面打。“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伤口，雨水一淋非常疼。”后来多亏姐妹们通过翻译苦苦哀求，才保住了命。

　　伤痕

　　至今，陈金玉老人的脸上，仍有好几处被日军士兵揪打留下的伤痕。

　　1945年6月，无法忍受日军蹂躏的陈金玉又一次选择逃跑，躲到山上，那一次，她没有被抓回去。直到日本投降，陈金玉都不知道，家里人上山找到她，告诉她日本人走了，陈金玉还是半信半疑。

　　“我在大山里躲了两个多月。小心地从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说日军据点里已经没有人了。”

　　后来，陈金玉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贫农，夫妻育有5个子女。

　　如今，陈金玉的丈夫已经过世，她一个人居住在保亭县加茂镇北赖下村一间小木屋里，因为主屋变成了危房，她就把厨房改成自己的卧室。

　　噩梦

　　离小木屋不远，有一处小山坡，以前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那里就是当年日军关押陈金玉和其他受害者的地方。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但陈金玉老人时常会做噩梦，梦见那些惨痛的经历。

　　“我经常梦到在山坡上，后面有日本人在追我，我就拼命跑，但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人，到处光溜溜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我惊醒过来，吓得要死，心怦怦乱跳，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陈金玉说。

　　在很长时间里，陈金玉的受害经历不为外界所知。她的遭遇不为邻居们理解，所以要忍受他们异样的目光。

　　直到1996年，海南政协的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当地一位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带着课题组找到了她。陈厚志告诉记者：“我以前听说过陈阿婆的遭遇，所以就来找她。但第一次陈阿婆不愿意说。”

　　陈金玉有顾虑，她担心公开真相会遭到更多的误解。不过，最终陈金玉老人抛弃顾虑，鼓起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