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几无留恋

　　鲁誉已经开始在重庆看房了，虽然他和女朋友回来定居只是三个月前的事。

　　“现在看的楼盘大概相当于北京东二环，是可以看到嘉陵江的‘江景房’，均价在七八千，在北京的话估计已经超过四万了。”

　　鲁誉离开北京的决定，起初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赞同。

　　在北京已经安家落户的表哥“威胁”他说，离开这里，做你这行的，还有啥前途？

　　而鲁誉应对的理由是：你看，重庆都有了大剧院。

　　建设总投资16亿的重庆大剧院，是目前国内在档次和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文化演艺场所。这个外形如“玻璃房子”晶莹剔透的宏大建筑，寄托着改善这座直辖市“社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希望，也承载着“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梦想。

　　现在，这座建筑也承载着鲁誉的梦想，虽然“重庆的演出市场比北京还是小很多，跟北京和上海成熟的模式相比还像个小学生，重庆这边民众对高水平演出的欣赏能力还是有很大问题”，但他相信“经济发展之后就是文化的发展了”。

　　像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线城市一样，重庆的经济也在发力。鲁誉的家人最后同意他去重庆发展，部分原因也是看到重庆楼市涨情不错，“房价跟城市竞争力挂钩嘛。”在鲁誉眼里，重庆一点点地剥离诸如成都那般西南生活的休闲，而有了几分“小香港”的味道。

　　去年重庆大剧院承办了“大河之舞”、“猫”等国际性演出，演出市场比较火爆，这也增加了鲁誉对未来重庆市场的信心。

　　做国际性的大项目，鲁誉觉得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给了他竞争优势。

　　“所谓见多识广，很多东西我比别人更容易更快入手，比如做男高音(演出)，在北京有做过，比较清楚企划、宣传怎么做，怎么跟媒体沟通等等。”

　　步入发展高速路上的二线城市，对人才，尤其是有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奋斗经历的中高级人才，也呈现出渴求之状。根据媒体报道，猎头公司科锐国际2009年大概输送了将近40个总监级以上职位的人员到二三线城市；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统计数字，2009年年底各区域企业招聘需求放量，属长三角经济圈和天津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职位需求比较抢眼，企业职位需求节节攀高；相形之下，同期京沪广等一线城市在2009年的企业招聘量，同比均有所下降。

　　在鲁誉看来，仅有的劣势，是自己还没有完全熟悉重庆当地的市场，情形就像巴尔扎克《幻灭》里，老赛夏教育小赛夏从巴黎带回来的时髦花样在本地不适用：“唉，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鲁誉并不担心这种落差和适应，对于这位西南山城的新移居者来说，以后所有的时光都是可以用来适应的资本。对于北京，鲁誉几无眷恋，仅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觉得不应该跟“文化之都”失去联系。

　　“(在重庆)没有在北京学到的东西多，没有北京的那种力量。⋯⋯做文化的人还是会回北京看看，回北京就是业务上的事情了，生活就是在重庆。”

　　至于那些还在一线城市奋斗的人，鲁誉觉得从长期成本的角度考虑，不值，“在哪都是生活，在北京那么累，干吗不去其他的二线城市？”

　　理性的“梦想者”

　　“有一句诗是什么来着，说世间的人都已经庸庸碌碌的忙了，山里的和尚刚睡足了起床。生活真的是第一位。”在自己新闻事业正风风火火时毅然退出的李晗静，到杭州之后，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内心去判断生活，而不是那些完全外化的因素——财富、权力或者社会名望。

　　“你曾经认为顶顶重要的东西，换个角度想想，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

　　“愚公移山和愚公搬家都解决了遮挡阳光的问题，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李晗静说。

　　这样想的，远不止李晗静和鲁誉。

　　安徽人丁健离开北京之前还是个互联网新闻编辑，但他不想一辈子干下去，于是选择转做电子商务，恰好工作机会出现在杭州，加之杭州距离他的家乡很近，他来杭州定居了，房子买在余杭(相当于北京的通州)——虽然这里的房子涨到了两万，但他觉得，相比北京，这里还是要低一些(通州新城区规划公布后，房价大涨至三万上下)。

　　山东人张林回到念大学时所待的城市青岛，找回了久违的归属感，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虽然当初吸引他去北京的地下音乐、摇滚乐这些当时叛逆的东西，依然在他的喜好列表上，但“不当饭吃”，年龄的增长也让他越来越包容，越来越认可“表达个性和态度并不一定要单一的形式”。即使青岛目前还无法提供给他更多的工作选择，“想跳槽都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活着，做你喜欢的事情，有风险也是值得的”。

　　陕西人范凯从北京辞了工作后，回老家西安买了房子和车子，但做国际艺人经纪的他还是决定再回北京，等将业务扩展、熟悉更全面的演艺产业运作模式之后，再回老家。无论将来飞到哪里去工作，生活还是要在西安的。

　　⋯⋯

　　前程无忧2009年年中对于“个人跳槽意愿”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为24%；到年末，愿意选择去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上升为31%。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接受媒体采访的“北上广逃离者”也普遍认同，离开一线城市后，生活过得滋润了很多。由此可见，此番移居，是白领们相对理性的选择。

　　然而，移居的目的地是经过权衡选择的。对于北上广培养起来的心气儿，不是小地方所能消受——在小城市根本没有市场的产业，为其工作的白领当然不可能送自己上绝路；小城市的资源分配，重亲缘，轻能力，认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白领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不公平”；小城市文化娱乐形式贫乏消损了生活的乐趣，小城市生活节奏太慢让人感觉时间都凝固住，小城市的工作琐碎无聊再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在相互的接纳谈判中，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圈辐射城市显现出“二线城市”的优势，虽比不上“北上广”的成熟、稳固和物质极大丰富，但因其对资源的吸纳能力较强并怀有强烈的提升欲望，基本具备移居白领们所要求的平台，也确实具备容人(才)的体量和胸怀，所以它们更容易跟一线退居者们契合。

　　科西嘉岛上出生的拿破仑是外省青年的榜样，凭着自己的血肉之勇打遍天下的传奇，让后来者无限向往。无论中外，年轻人寄望于凭借个人才智步入上流社会，是城市壁垒渐次打开后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的现状下，在中国城市化急剧又复杂的背景下，即使社会成员向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做正向流动，也会出现诸多现实的困境。

　　在时代的汹涌中，微小的个体们，像李晗静，像鲁誉，像丁健、张林、范凯——三十岁上下，有着高等教育背景，在一线城市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积淀，又因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便利，不怯于抛弃地缘优势，不单为生存、更为生活质量，理性地选择离开梦想之都，在资源再分配中崭露头角的二线城市，开始另一番生活——成为大浪淘沙中拼命稳住自身幸福的次生梦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