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难觅幸福 转移“二线”筑梦渐成必然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筑梦“二线”

　　在“逃离北上广”成为网络流行语之时，早有一部分精英，在一线城市历练多年之后，主动选择“战略转移”，在二线城市中打理自己的人生。于他们，新城是重新安置生活与理想的居住地；于新城，这些移居者会带来更多附丽。人与城，在新的历史时间点，努力兑现着彼此的梦想

　　本刊记者/张蕾

　　有一个沈阳姑娘，叫李晗静，刚失恋了，想逃离北京太多的触景生情，逃离这个需要她坐在星巴克发呆，给路人甲和路人乙设计对话以打发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个滁州小子，叫鲁誉，接受不了两个人在北京吃一顿饭要超过七八十块钱，想退到重庆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里，二三十块钱会让两人吃得很高兴。

　　出于生活成本的计算，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出于事业发展的另辟蹊径，出于思乡情结⋯⋯他们打消了对“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迷恋，决定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数量，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得亦如我们自己。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在近1500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超过八成的“北上广”居民想过到二线城市发展，这其中，已经付诸实施的占到四成。对他们而言，“北上广”的生存难再留恋，地级城市又难以满足他们久经历练的人生的需求发展，于是，“二线”城市(众多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包括重庆这样的西部重镇)，成为这些城市精英们的流动方向。

　　梦想转舵

　　1977年出生的李晗静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阳电视台编导，做了四年。

　　“当时我的想法：这个城市有我的梦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书，我争取要嫁一个北京人。”

　　奋斗型加家庭型的央视女编导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标，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报道中大红大紫的柴静。

　　一毕业就来到北京的“80后”男生鲁誉更是对首都充满了向往，血脉贲张。在大学里学习艺术管理的他觉得必须来北京，理由很简单——“文化之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汇集，这里的机会俯拾皆是又光怪陆离，去“北上广”，既是生存发展需要，也是内心情感需要，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信仰。成批的怀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涌入北京——北京已经成了“梦想”“奋斗”的符号，代表着向上的希望。

　　梦想向上，生活却有自己的轨迹。

　　在沈阳从不计较请人吃饭谁埋单的李晗静，在北京三里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个月的工资时，便开始掰扯着请人吃饭的次数，如果超过两次，她心里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对方来。

　　每天要从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环倒了公交倒地铁、奔向东四环工作地点的鲁誉也觉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过于漫长，漫长到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密切联络，漫长到想每天晚上12点之前入睡都成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19世纪的法国巴黎，早就演过这样挣扎的一幕，巴尔扎克本人深有体会，他在两个世纪前的表达，在今天中国的“外省”青年读来，依然会激起强烈的共鸣。

　　李晗静和鲁誉，“70后”和“80后”两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时生存条件并不算差，或许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都过着跟他们大同小异的日子。他们有些已购置房产，有些还要遥遥无期地租住下去；虽然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大概都可叫做“白领”，但white-collar 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种。

　　这个城市希望他们成为“中产”，因为“中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越多，社会发展才会越健康(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中央力推“橄榄型”社会》)。在城市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的今天，“中产”的潜在人数(如果从职业性质、受教育程度来鉴别的话)的确在膨胀，但他们要么有“中”无“产”，要么因“产”返“贫”，没有过上与阶层名声相匹配的富足生活(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8期《被消失的中产》)。

　　赚钱的压力，让李晗静越来越看重收视率，以前受到的“新闻要关注人的灵魂深处”之类的教化已经悄悄更替为“电视就是为大众制作娱乐产品”，这一转换的合理性是“毕竟是广告商养我们”。另外，采访对象给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摄，或者在新闻现场遭到农民围攻，这些极富冲击力的场景上演得多了，李晗静开始对自己要为之奋斗的职业产生怀疑。

　　理想和现实之间亘古不变的冲突，向她泼出一盆冷水。

　　那种冰凉的感觉，对鲁誉来说更切身一些。他觉得没有房就没有归属感，没法安安心心地奋斗，赚的钱花得紧巴，“没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尊严感”，“没有归属感，没有留恋，慢慢地就对一个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晗静发觉自己永远成不了柴静，加上失恋的情感渲染，她决定离开。

　　鲁誉在反复的成本计算中发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决定离开。

　　在“天堂”消解戾气

　　刚去杭州的时候，李晗静经常做梦，梦见带子丢了，或者采访对象就坐在对面，但一言不发。北京的手机号一直留着，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压根没有使用杭州的手机号。

　　“我想可能还会有人找我。”她至少半年要回一次北京，会友。

　　当初她给自己设定的“在野”期限是一年。一年期满，李晗静回北京联系好了工作，还请朋友们吃了“回归饭”，最终却重回杭州工作和生活，不定期限。

　　“因为我觉得杭州更适合我了。”李晗静的朋友评价现在的她“气场变柔和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很焦躁，特别要强，什么事都想做得好一点，不容易原谅别人。”在杭州一年多来的反思，让李晗静承认，曾经的自己太过强势和凌厉，这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那段信心满满的爱情。

　　在北京，最浪漫的事是在没有工作的下午，在百盛的星巴克观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想象如果他们相遇，会产生怎样的对白。除此之外，生活被分成了两大块，“感觉不是在拍片就是在睡觉”。

　　在杭州，李晗静还是喜欢觅个惬意的地方，呆着。在“人间天堂”，西式的咖啡店没有中式的茶舍受欢迎。一间茶舍，早上九点进去，晚上六点出来，花上68块钱，管三顿饭，能看看书，还可以抬眼赏西湖。一个周末的时光就这样滑过。

　　她开始越来越不能理解加班，“礼拜天怎么能上班呢⋯⋯”再不是北京话语下的“在机房待20个小时还兴高采烈”，“不加班就不踏实”。

　　她更多的寄情山水，时不时跑到山寺中，与和尚法师们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是北京环境中的“去一趟香山，开车开仨小时”，人头攒动，比红叶还多。

　　杭州也有交通拥堵，但李晗静觉得每天过钱江桥，路过西湖景区，相当于穿梭在天堂，可以消解掉因堵而生的戾气。而在李晗静离开北京的这一年多里，北京市区每天的堵车时间已由3.5小时增至5小时。

　　她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项羽、荆轲、苏东坡、李白了，因为觉得他们跟自己“都没啥关系”；她“现在喜欢所有尘世间在那里温和走过的男子，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有才华，但他们安静谦和，有人生的烦恼，但致力解决”。对于曾经的偶像柴静，李晗静说，“我没有她那样的能力和坚持，而且，我也不想那么辛苦地质疑和思考。”

　　“我开始喜欢那些温和的、包容的、圆融的、开放的、温暖的，一切这样和谐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北京缺少的，杭州也少，但大自然里有。”在她眼里，杭州比北京，更接近自然。

　　她保有着只比北京略低一些的薪酬，现在是一家移动传媒的部门主管，“把自己养活得挺好”；只是，因着杭州的房价也逼近一线城市了，所以她还是不会买房，至于未来会在哪个城市，她还没有想好，“希望有个家有段感情，他在哪，我就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