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随之而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就业观念、生活目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从2009年年底开始，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对该市各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其间，检察官发现，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中，不乏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法庭上的被告人。

　　近日，苏州市检察机关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形成调研报告，本报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到了外地胆子就变大了”

　　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公司打工的付某，长期单身在外，与该公司驾驶员产生婚外恋关系，被丈夫发现后，为了表达自己的忏悔，付某伙同丈夫将该驾驶员杀害。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外地就感到胆子变大了……”

　　检察官告诉记者，这句话是诸多农民工犯罪，特别是突发性犯罪的嫌疑人对作案动机异口同声的供述。

　　“犯罪的增加不是因为刑事司法系统出现问题，而是因为非正式社会控制出现断裂。”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急剧流动，从作为村民的单位人转化为急剧流动的社会人，导致了约束他们行为的社会纽带断裂。

　　据了解，学校教育的缺失，也削弱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约束。缺乏学习能力———学习成绩差———不喜欢学校———过早走向社会———实施少年犯罪，是不少问题少年走向犯罪的典型轨迹。

　　俞某等4名未成年女子，因成绩差进入当地的职业高中学习，后来又由于厌学来到苏州打工。她们无技术、无文凭，到苏州后没多长时间就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继而选择了卖淫，最后因互相介绍卖淫而入狱。

　　收入差距大导致心理失衡犯罪

　　沈某曾经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娱乐场所和某餐厅做过保安、服务员，后来因为带领4人多次持刀抢劫获刑。

　　在被问及入室抢劫的动机时，沈某说：“就是看到这个人穿名牌、开名车、消费一掷千金，我给她倒酒时听她和别人说这两年光炒房子就赚了几百万。这种暴发户，抢她一些不算多……”

　　检察官分析，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分化，引发社会结构不稳定，进而成为引发犯罪生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普通劳动力，虽然从事着繁重劳动，但年收入大多在15000元至20000元之间，劳动权益还容易受侵犯。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发展较快的东部城市中，亲眼目睹了富人的奢侈生活，自然产生强烈的收入反差和社会不公平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处于压抑状态的攻击和敌意，并最终以极端的暴力犯罪的方式爆发。”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检察官说。

　　借助“兄弟会”违法式维权

　　检察官告诉记者，犯罪控制作为一项系统的复杂过程，仅靠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介入。农民进城务工后，身份上的错位使他们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长期游离于正式组织之外。

　　据了解，不少农民工在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渠道的情况下，往往会借助“老乡会”、“兄弟会”等自发的团体组织，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在正规社团组织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依靠这些自建的组织，以暴力违法的手段维权。

　　从安徽到苏州务工的钟某，是农民工工头，因为在建筑工地施工中，经常受到一批“河南帮”强行推销沙子等工地原料，双方争执不断。

　　长期受到“欺负”，钟某等人决定“反击”一下。他们联合其他几个安徽籍工头组成同乡会，以此与对方“周旋”。最终，双方三十余人发生大规模的聚众斗殴，导致两人重伤，5人轻伤。

　　据了解，在这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的“老乡会”、“兄弟会”也解决不了工程款、原料费等问题时，他们会转而向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求助，由此埋下犯罪隐患。(通讯员 王军 王珏 记者 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