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

　　“丈母娘的焦虑”,新移民的“蜗居”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是个户口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新移民的最大的压力源。

　　在都市中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断有恋人因为买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见诸报端。这也在之后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

　　“丈母娘的焦虑”有多大?

　　看看数据就清楚了:2010年2月,广州十区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关内一手商品房价格为24195元每平方米。

　　这就是说,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平均需要107.7万,在北京需要169.5万,而在深圳则需要217.8万。

　　而同期一家网站对广州白领的生活状况调查显示,2000—4000元是广州白领比较主流的工资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计,如果按照税后5000元实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万计算,不吃不喝,在广州工作18年后可以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说18年可以让个女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话,但同样时间的等待和按揭却足足可以让一个女人的青春消磨殆尽,更何况还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虑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从月供方向考量。

　　同样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8012元,在北京每个月需要还贷12613元,而在深圳买同样的房子则需要每个月还贷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担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担10101元。

　　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即便是在楼价相对便宜的广州,用20年的时间去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固定月供支出近五千,这就必须保证每个月净收入过万,因为供楼款超过个人收入的50%,任何商业银行都开始考虑房贷的风险而拒绝放贷。

　　而每个月收入过万,这显然对大多数白领而言还是个难以企及的数字,这其间还没考虑3成首付的积累。

　　这也难怪连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都声称以自己的工资是买不起房的。

　　副市长买不起房这不奇怪,网民们一边倒的说住着大房子的人“说话不怕闪了腰”而加倍声讨也不对。

　　如同广州原普通市民一样,很多人在楼价上涨之后是买不起房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一代又一代在广州积累,很多人早在房子上涨之前就已经购买了房子。或者即使没买新的房子,父辈祖辈的积累也基本解决了他们的安居问题。

　　只有那些新移民,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生活,在外来人“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面前,面临着不得不买房的命运,承受着巨大压力。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而这些压力似乎在“思乡”、“回家”之后都可以迎刃而解,祖辈的积累在那里房子在那里,回家之后不但面临着相对低廉的房价,而且很多人买房的需求也变得不再那么紧迫和强烈。

　　城伤

　　“白骨精”一族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会异化乡村的人,城市的经济变化也在深刻改变着都市人,而新移民首当其冲。

　　刚从四川老家回来的同事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回家与高中同学好朋友吃饭时,每每在菜还没上齐,大家还没怎么下手的时候,自己就风卷残云吃了个滚瓜溜圆,直到有一个朋友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吃饭都那么快”,他才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妥。

　　饭桌上的节奏已经明显地让东部西部展现出巨大差异,工作的节奏和强度差异可想而知。

　　工作节奏过快和工作强度过大也严重地伤害着都市青年人。

　　记者一位壮年朋友猝死的消息让人伤感不已。就在他离世的头一天,记者和同事还曾与他在体育室内见过面。他带着孩子在跑步机上,同行的一个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一笑而过。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倒在床前。

　　“猝死”这个令人惊心触目的字眼,如今开始越来越多地侵袭年轻人,城市生活的紧迫感和工作地压力与其密不可分。在日本,对年轻人因工作压力过大造成的猝死给了另外一个更为形象词汇:“过劳死”。

　　更多的白领则处在亚健康的状态。

　　2009年12月,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作为“白领、骨干、精英”集合的“白骨精”,亚健康成为常态,覆盖了“白骨精”的绝大多数,健康隐忧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八成白领饮食、睡眠没有规律,每天感觉比较疲倦；54.4%的白领表示每天“没睡够”的感觉,另外32.4%的白领表示睡眠质量不好；而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机体老化速度较快,“生理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经济对身体的伤害是一个方面,对心理的伤害是另一个方面,焦虑和抑郁频频骚扰新移民。不少人形成习惯性的焦虑症。有人甚至称:“看见老婆的工作任务都焦虑,心里烦躁。”

　　诚然,中小城市的生活并不缺少柴米油盐的烦恼,比如闭塞、低效、各种资源缺乏等。但在一线城市高压生活的映衬下,白领们谈论中的中小城城市的生活,总不免多了一层田园美感。

　　忧虑

　　新城“老”去红利面临终结

　　用某种“丛林法则”来看,适者生存,在城市里“混不下去”的人思乡情重,似乎并无不当也并无大碍。

　　但理性地看,都市生存压力的剧增给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难题。

　　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思乡潮和“回家发展”的兴起,让一线大都市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挑战。

　　这里的“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所讲的人口红利不同,刘易斯讲的是农村人口涌入工业生产,带来的廉价劳工格外产生的价值剩余。而这里的“人口红利”则是经济发展导致新移民涌入大都市,包括民工涌入工业生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入城市各行业产业,带来经济发展产生的价值剩余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