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温总理：您好！我是2008年6月毕业的大学生，正当经济危机来临的前夕，我们毕业了。刚一毕业，就面临着就业的压力。社会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们作为80后的一代，面临着压力和挑战……房价高不可攀、工资收入低微、社会知识欠缺。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要影响好几代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感觉有时候我们就像是积压的商品，等到我们能被推销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会是多少年以后。总理您日理万机，两鬓的白发似乎比去年又增添了不少，我不想给您增添多少烦恼，我只是想对您诉说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烦恼。

　　一个网帖引出“负一代”

　　2010年，裹挟于时代变迁大潮中的“80后”正式步入“而立之年”，时代变迁带来的苦痛，也正向“80后”涌来。他们没有赶上福利分房，却赶上了房价高涨；他们没有赶上创业潮，却赶上了就业荒。背负着父母的热切期望，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背负着高额的住房贷款，“80后”堪称“负一代”。

　　三个“80后”向本报讲述了他们的纠结与快乐，困惑与希望。

　　“我想要蜗居而不可得”

　　年龄：29岁 职业：社区医院医生

　　下午5时刚过，脱下穿了一天的白大褂，随意地往椅子上一扔，陈旭活动了活动坐了一天的筋骨，一天的时间，他只接诊了十多个病人——多数还只是来开药的，几乎每一天，他都“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中度过”。

　　2005年，在河北某医科大学毕业的陈旭，通过几轮面试，进入了这家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社区医院，一时间陈旭成了家人的骄傲，从乡村考入城市里的医科大学，早就超出了家人的预料，如今到北京当了医生，更是一家人炫耀的资本，一家人甚至为此事，在老家办了几桌宴席庆祝。不过让陈旭没想到的是，来北京工作，却让陈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当时承诺的户口、待遇，都没有兑现，来到北京才发现，社区医院医生听起来不错，但混起来实在是很惨。”刚刚进入医院，人事部门便与陈旭打了招呼，表示由于名额问题，陈旭的北京户口要到第二年解决，然而到了2006年，陈旭的身份成了“往届生”，却无法再享受应届生的落户政策，这一拖就是5年，至今陈旭都没有获得北京市户口，眼看着新来的同事都得到了户口，陈旭只能用“无奈”形容自己的心情。

　　不过户口解决不了，并不是陈旭遇到的最大问题，每个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让这个刚来北京打拼的小伙子，几乎连租房的钱都交不起。无奈之下，陈旭只好做起了兼职，每天下班，陈旭便来到社区医院下属的卫生服务站，做起了清洁工兼夜间保安，除了能多挣几百块钱外，也暂时不用再租房子住了。

　　“那时候打电话回家，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清洁工为了租房，只跟父母说干得很好，学了很多东西之类。”陈旭坦言，在最初的几年，他时常动辞职回家的念头，但是父母对自己的热望，让自己无法面对，“如果我说放弃，他们有多失望我都能想象得到，这是我最大的负担。”

　　“人家总是说‘蜗居’，仿佛‘蜗居’多悲惨，可我是想要蜗居而不可得。”2008年，找了女朋友的陈旭不得不搬出卫生服务站，过上了正常的租房生活，能在北京拥有一处自己的“蜗居”，在陈旭看来还十分遥远。

　　“我挣钱的唯一目的，仿佛只是在给房东交贷款。”在北京打拼5年的陈旭，至今存款还停留在五位数。与附近常来看病的居民拉家常，陈旭有时也会说起自己的现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在开玩笑。

　　“在很多人眼里，医生就是地位高，收入好。”然而在陈旭的眼里，自己只是一只“无壳蜗牛”——这个由台湾和香港传来的词汇，最为恰当地定义了陈旭的状态——无力购房而必须租房，积蓄的速度如蜗牛一般，不过房价的上涨速度，却如脱缰野马。

　　而最让陈旭无法接受的是，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们，许多在家乡已混得有模有样，甚至有些已经成了科室的主力，不少人在家乡也已经买房，这让陈旭羡慕不已。然而与家里人讨论起来，却被父母固执地认为“老家的房不算房”。

　　“到了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在北京等待属于我的机会。”春节刚过，房东就上门来收房租。付三押一，交完了房租的陈旭，银行卡又一次几乎归零，“年终奖就这么交待了”。不过陈旭还在努力，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如果医院能够解决他的北京户口，他就能与女朋友一起申请限价房，也许拥有自己的“蜗居”，并不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我找着工作得先还助贷”

　　年龄：24岁 职业：程序员

　　对于刘翀来说，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6月23日，这一天，赋闲几乎一年的他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当上一个“IT民工”，不过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他，还是认为这一天是自己的幸运日。

　　“简历递了几百份，面试上百回，终于有人要我了。”2008年7月，刘翀大学毕业，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成了“一毕业就失业”大军中的一员，然而与其他同学不同，刘翀从一出校门，就是“负债”一族。

　　由于家境贫寒，刘翀在大学期间曾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几年下来，为了学费和生活费，共申请了2万块钱，虽然这笔钱没有利息，然而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毕业后就该还钱了，却找不到工作，为了这个，我妈哭了好几回。”2007年底，刘翀与同学们就开始寻找工作，然而往往是失望而归，由于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再加上刘翀的大学本就没有优势，刘翀几乎连面试机会都找不到。为了在北京找工作，刘翀只好蹭在留校读研的同学宿舍。

　　“没有工作，却处处要花钱，那滋味真难受。”面试要穿正装，刘翀只好去批发市场买便宜货；每天吃饭，刘翀就在学校办张临时饭卡。然而时间一长，刘翀就开始听到各种冷言冷语，有些同学开始对刘翀蹭在学校表示厌烦，甚至他可能会逃避还款的传闻，也传到刘翀的耳中。

　　“欠着钱，别人看我的眼光都是异样的，好像你时时刻刻都可能跑了一样。”学生毕业后拖欠助学贷款甚至逃跑的消息，经常见于报端，这也让刘翀倍感压力；手机过于破旧想换一个，刘翀都考虑了半天，“就怕人家指指点点，说什么欠着钱还买手机之类。”考虑再三，刘翀最后买了一个当时最便宜的手机。

　　在四处找寻近一年后，2009年6月23日，刘翀终于接到了一家IT公司的录用通知，今年1月，刘翀还收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年终奖——5000元，没有给家里买年货，连同工资攒下的钱，刘翀凑了1万块，准备先还上一半助学贷款：“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估计我就可以还上所有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