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上海

　　白领“二线”谋幸福

　　姓名：张帅贤

　　年龄：28岁

　　逃离方向：上海→重庆

　　在沪身份：某500强外企白领

　　目前身份：当地通信公司员工

　　个人档案

　　“上海的繁华

　　并不属于我”

　　-就在杨彤楠“逃离”北京的前后，张帅贤“逃离”了上海。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回到那个城市，就连跟随自己近3年的上海户口也要迁走。他轻描淡写地说：“上海户口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了。”可是2005年毕业时，为了搞到这个户口，他还曾在一家本地单位“委屈”了几个月。

　　如今回想起来，张帅贤觉得自己的“逃离”很有几分宿命的意味。2000年念大学，第一次坐着火车去上海，经过钱塘江大桥时，他很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说自己马上就要到上海了。没想到身边一个乘客漠然地说：“上海再繁华又怎么样呢？那又不属于你。”过了8年，他觉得自己似乎听懂了这句话。

　　在上海的日子里，张帅贤有着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世界500强企业的IT技术人员，月薪收入7500元，时常坐着飞机各地出差，甚至还有着晋升的好机会。可是有亲戚到上海旅游，在他租住的徐家汇那间老旧房子里转了一圈，丢给他一句话：“早晚你得离开这里。”没想到这句话居然应验了。

　　“逃离”上海，张帅贤找不出什么明确的理由，但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看不见前途，生活的前途。”他说那时自己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似乎就是公司到家之间两点一线的距离。借着出差的机会，他曾跑到北京生活了几个月，结果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如出一辙，只不过线段的两端换成了双井和望京。

　　相同起跑点，活得不如人家

　　最大的刺激来自一次休假返家的经历。2007年回重庆老家和几个老友重聚时，惊讶地发现人家已经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的还开上了车。2007年上海房价均价涨到了每平方米1.5万元，在他“30岁前买房买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我们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点上，可是为什么我却活得不如人家？”张帅贤反复琢磨着这个问题。一年后从上海“逃”到重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攒的5万元钱掏出来作首付，买了间约80平方米的房子。

　　回到这座二线城市后，他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通信公司，与在上海时相比，收入仅仅少了几百元，但生活上反而显得绰绰有余。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生活质量：“我现在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但在上海这就是个奢望。”

　　生在重庆 却无法适应了

　　张帅贤“逃离”上海，最不能理解的是父亲。“他总问我，为什么放着大城市那么好的工作不干，非要跑到小地方来？”

　　张帅贤觉得，“逃离北上广”不是逃避外在的压力，相反要面对内在的更大压力，“你不得不考虑，这种做法会不会辜负了家人的期待，或者让亲戚觉得颜面无光。”即使成功“逃离”，还要面对地域差异和心理落差的问题。他说虽然自己生长在重庆，却花了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张帅贤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其实有赌博的意味；但他认为自己是在合适的时机“逃”了出来。这个时机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同时还没有建立起归属感。”张帅贤说，“如果再晚两年的话，当我真正得到提拔，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候，恐怕想逃也逃不出来了。”

　　手记

　　很多城外人

　　还想钻进来

　　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还有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这份数据还显示，53.7%的被调查对象选择“逃往”重庆、武汉、杭州、厦门等二线城市，还有23.9%的人倾向于到沿海城市继续发展；选择回归家乡的“逃离者”有16.7%。耐人寻味的是，只有5.7%的人作出了一个颇为无奈的选择：“无路可退，只能继续忍耐”。

　　不过，在80后们探讨起这个事关命运的话题过程中，无论是像杨彤楠、张帅贤这样的“逃离者”讲述人生经验，还是身在“北上广”的人们抱怨自己的遭遇，都会引来另外一些声音：“我还没有进过‘北上广’，正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呢！”对此有人这样评述：“北上广”，其实就是三座现实的“围城”。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