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等待正名的小寨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别时，我拥抱了这个男人。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

　　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本报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