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年近30岁的人大多应该已经成家立业，可对于80后们而言，刚毕业遇到就业难，刚参加工作又遇到房价飙升……危机感和挫败感无时无刻不刺痛着他们。于是城市各大商圈或城乡结合部里，多了一个群体——“蚁族”，像蚂蚁一样群居、从事着临时的工作。高智商与低收入的落差，使得他们集体陷入尴尬，“只要能吃饱饭，就很心满意足了”。奋斗中的80后,在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卡上，到底是三十而立还是三十难立?

　　他们叫蚁族 大学毕业干临时工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一个典型概括，因为这个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与蚂蚁有很多相似的特征：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多为80后一代，虽受过高等教育，但主要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拮据。他们被称为最悲惨、最弱势的80后，也被冠名为“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各大城市，憧憬着、奋斗着，却像蚂蚁一样生活着。

　　生活在重庆的“蚁族”叫“渝蚁”，这类群体规模有多大？以观音桥商圈为例，辖区面积42公顷，常住人口2万余人，流动人口平均每天30万人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可归入这个群体。另外，在石桥铺、南岸四公里到六公里等城乡接合部，以及两路、井口等房价相对低廉区域，都已成为“蚁族”聚居地。记者 谈书 实习生 蔡力

　　观音桥

　　睡上下铺的毕业生渐多

　　江北观音桥405车站附近，有一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房子。进入二楼一家普通三室一厅，如同进入一间配套齐全的学生寝室。25岁的杨华(化名)就住在这间“公寓”，他租的是6人间的一个下铺，每月260元，包水电、包上网。

　　杨华是福建泉州人，两年前从厦门大学毕业，在当地一所学校当老师。“想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今年初，他辞职上北京闯荡，遇到很多挫折又来到了重庆。他说，刚到重庆时身上只有1000元，而这1000元还是信用卡透支的。找到这种出租床位的公寓，就立刻住下了。“住在里面的都是差不多境遇的兄弟。”杨华说，工作的地方就在405车站对面，帮人家做广告，收入不固定。“运气不好的话一个月1000。”他算了一笔账，每月房费260、饭钱600，身上几乎不剩钱。快到中午的时候，杨华出去了一会，在楼下端上来一碗小面，3块钱。他说，有时候会很茫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郑伟是杨华的房东，他说自己也曾是北漂，知道这些大学生的不易。“现在租床位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了。”他说，商圈周围很多家这种出租床位的，都是针对找工作的大学生。在他这里租床位的毕业生，基本都在观音桥商圈上班。“做销售跑业务的居多，一月也就千把块。”郑伟摇摇头感叹。记者 谈书 实习生 蔡力

　　当服务生

　　跟民工住在一起

　　蜗居在10平方米的小单间里，终日像蚂蚁一样在外辛苦奔波。这便是24岁的李毅(化名)的真实写照，他曾就读于重庆交通大学会计专业，毕业一年多换了5份工作，却依然挣扎在生活底线。

　　刚毕业，李毅应聘进入合川一家建筑工地做会计，每月收入1000元。他吃住都在工地，3个月后，因忍受不了工地的偏远和较低的待遇，便辞职回到主城。之后，他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10平米的单间，是一套大房子隔出的6个单间之一，“邻居都是民工，甚至有一家三口都挤在这样的单间之中，共用的厕所、厨房则经常人满为患”。解决了住的问题，李毅开始抱着简历四处找工作，一开始自信满满的他，在五六次投出简历却都石沉大海后，终于决定放低要求找工作。不久，李毅在南坪一家大型超市推销洗发水，600元的底薪加提成，但每天需上班9个小时。一向不善言辞的他一个星期后便离开了。随后他又在江北发广告单，每天进账30元，但为了这份工作，他每天乘车就要2小时，每天支出车费5元，吃饭8元。一个月后他又辞去这份工作，去推销手机卡。目前，李毅在一家KTV当服务生，由于经常会受客人的气，李毅又有了换工作的打算，“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辞掉了会计工作”。记者 王薇 实习生 韩守刚

　　小恋人

　　父母不给生活费就饿饭

　　李亚(化名)是四川泸州人，今年22岁，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今年6月，他正式从校园步入社会。记者来到李亚现在位于江北兴竹路爱华隆兴嘉园的出租屋里，不大的屋子里住着6个人，地上散落着垃圾，没有电冰箱，洗衣机已经坏掉。他把客厅地上的棉絮挪到一边，招呼记者坐下。

　　李亚说，刚毕业时他身上只有1000元，还是父母给的。他在江北找了一家大学生公寓租了一个床位，一个月只要240元，然后在上清寺一家酒店找到一份送餐的工作。三个月后，李亚的女友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和他合住，他只好咬咬牙在江北肺科医院旁边找了一间单间，一个月300元。“合租的还有另外两个大学生，四个人挤在一起，连走路都错不开脚。”11月初，李亚又和女友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平摊下来每人只需150元”。说起自己之前在酒店的工作，李亚直叹气，“一个月只有800元左右的工资，除去房租、车费、饭费、手机费等，一分钱也存不了”。他说，酒店的工作常常日夜颠倒，有时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晚上还是白天。现在，李亚辞去了酒店的工作，“只有靠父母给生活费，不然连饭都没得吃”，说到这里，李亚有些难过，他在大学时也曾憧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每月拿着可观的工资，可是现在根本不再谈梦想，只要能吃饱饭，就很心满意足了。　（记者 谈书 实习生 蔡力）（重庆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