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杨柳艳的爸爸觉得，要孩子享受，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去打工

　　杨柳艳是死去的另外一个女孩。

　　她的爸爸从广东回来了。见到老师，政府的人，他笑得接近谦卑。

　　他说，我相信政府。

　　他总是在笑。提到女儿，他说，断气了。

　　女儿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提到了十月初十。在杨会村这是一个大节，女儿让他回来，还说要他给奖励。

　　“要什么就给什么。”他说，女儿从来没有提过非分的要求。这也是他唯一能补偿女儿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去打工。他说，女儿慢慢长啊长，哪个家长不愿意让她越长大越享受呢。

　　要孩子享受，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去打工。

　　他在外面其实赚不到钱。他说老板好厉害，欺负人，“我活得像鸟一样，没有地方立足”。

　　他摆摆手，不说了。我想得开，天灾嘛。有什么办法。

　　提醒他这不是天灾，他笑起来。人祸也是天灾啊，我在农村，我信命的。

　　“我们”

　　妈妈每次回来，杨枫都觉得陌生，待稍好一点，妈妈又走了

　　杨会村，2800多人，70%的青壮年出门打工。

　　凡是村子里盖起砖瓦房的，都是有人在外打工的。在村里，每人7分水田，唯一能赚点钱的，是晒点烟叶。

　　不打工，没有什么出路。

　　杨会村的孩子比别人更知道这一点。杨启检，14岁了。父母在他6岁时出门打工，每年回来一次。这个男孩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来显示他的不在乎。

　　他不听奶奶的话，因为“她好啰嗦”。

　　奶奶就会说，放学早点回，学习要紧一点。他听不进去。

　　他喜欢疯跑，在乡间的路上，带着一群人，像鸟群一样掠过。

　　这么冷的天，他光着脚穿了一双紫红色拖鞋。裤子被泥巴裹得直愣愣的。

　　杨枫，12岁。父母出去打工，她和弟弟跟着大伯。妈妈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觉得陌生。过一个星期，稍微好一点了，又走了。

　　妈妈每次打电话回来，她都有点害怕。因为电话的主题只有一个，问成绩。而她的成绩并不好。

　　爸爸回来得更少，两年一次。她不喜欢和爸爸讲电话。爸爸老实，没什么话说，常常说一句就停半天，她觉得烦。

　　她有时候又觉得父母可怜。到广东，她看到他们砍柴烧火，觉得父母在外面比在家都辛苦。她又会觉得惭愧，她说“他们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我以后不辛苦”。

　　她又补充了一句，但我迟早也是要去打工的。

　　她每个月的零花钱是一块钱。不够，“不够就骗妈妈要一点”。

　　老师

　　一个学生念“每逢佳节倍思亲”时，趴在桌子上哭了。校长陈小结说，老师能给的和父母能给的，永远不一样

　　陈小结是杨植中心小学的校长。

　　这次鞭炮事故里的小孩，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全校三百多学生，一半多是留守儿童。

　　陈小结说，留守儿童很难教，让老师压力很大。

　　小学14个老师，大部分老师都是外村的。下午4点钟学生放学，老师差不多也要回家了。

　　学生的课余时间，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管。老师说，孩子们很少会看课外书，除了疯玩就是疯跑。

　　陈小结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鞭炮作坊，更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去做这个。

　　她说，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常常心思不放在学习上，比较贪玩。而父母在家的孩子，作业要完成得好一些。

　　那些被称做留守儿童的孩子，他们在成长中缺乏关爱。陈小结记得，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念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时，趴在桌子上哭了。还有孩子在作文里写道：“每次看到同学和妈妈一起上街，我就好难受”。

　　“老师能给的和父母能给的，永远不一样。”陈小结说，父母角色的缺失，是老师不能弥补的。

　　她在这个村子里教了十年书了，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随之增多。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次鞭炮事故后，她告诉老师们，要加强安全教育。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更多的什么。

　　在杨会村，大部分人家都姓杨。在村子里，常常可以看到门上贴有“清白第”三个字。据说，“清白第”就代表这家姓杨。因为祖上有个读书人，是一个出名的不受利诱的清白的读书人。

　　村支书杨佑记在讲祖上的故事时，不停地叹气。“现在，缺少父母教育的孩子们，还有多少会成为读书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