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960年，父亲乘车从湖北武汉出发前往孝感检查工作。喜好开车的他看到司机很疲劳，便接手开车，当车行驶到一个年久失修的木桥上时，桥体突然塌断，轿车一头栽到桥下的水里，方向盘把父亲的胸部顶塌……

　　“父亲去世那年36岁，母亲才34岁。”高锋说，“母亲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经医院诊断患上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出院后，也无法自己料理生活，只好去姥姥家养病。”

　　对高锋来说，人生最艰难的岁月还不是父亲刚去世那几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始于11岁以后，高锋成为了胸前挂着家门钥匙的孩子，除做饭、料理家务、独立掌管经济、照顾好弟弟之外，还要随时随地留意母亲情绪的变化，防止她自残或伤人。

　　渐渐地，高锋熟悉了母亲发病的规律，并开始竭尽心思地去揣摩化解母亲心结的方法，尝试着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平缓她激烈不安的焦躁情绪。

　　母亲发病最厉害时，在家里捶墙，出现幻听，老觉得有人说她坏话，听不进任何人的劝慰。“我劝说母亲时首先要靠近她，让她坐下来听我说话，和她说，‘我不舒服了’。”

　　母亲关注孩子的感受，情绪就有所转移。这时，高锋会给母亲倒杯水，在她身上捶捶，对她说：“咱家东西损坏了没人给修，公家来修是要钱的，咱们工资就那么多。”

　　见母亲不吭声，高锋接着说：“没人说您坏话，我是您的儿子，我没听到。”

　　很快，母亲声音没那么大了，声调没那么高了，说话频率没那么快了，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少年高锋也曾有过自怨自艾，怪父亲早早走了，叹母亲得了重病，看人家家里天天呼爸喊妈，那种亲情的温暖早就从自己身边永远溜走了。如果有父亲庇护，在外面受了欺负有人倾听有人消解；如果有父亲庇护，母亲就不会一次次受人恶语奚落。坎坷中袭来的酸楚一次次刺痛着少年高锋的心灵。

　　“直到现在这个年龄，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很慷慨，什么都给我了，给了我很好的DNA，给了我应对生活困苦的良好心态。”高锋说，“我今天坚韧的个性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命运中相似的情景继续延伸：初中升高中，他赶上推荐选拔，因为与老师关系不洽，凡人人引颈憧憬的上高中、参军、进技校那些前途无限光明的机遇，无一惠恩于他。

　　后来，因表现出色，他从插队农村被推荐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却又因出任校团委干部忙碌班外庞杂事务，荒疏了与班里同学的交往，他没有通过入党投票的表决，并因此与已经看好他的新华社湖北分社失之交臂。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一心想当记者的他错过了在中文系留校的时机，学校执意留他，却只能把他安排到教育学科教研室。

　　这一连串的挫折让高锋感到“五雷轰顶”、“天旋地转”。

　　“但人生告诉我，机会是争取来的。”而立之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当了8年教师的高锋，看到《长江日报》刊登了湖北公安专科学校招聘教官的广告，他“脑子斗争了一下”。

　　“我小时候对警察特别向往。”电影《秘密图纸》中民警身着制服的画面，深深地烙在少年高锋的脑海里。中学没当成兵，插队时见邻队知青应选公安交警，不久穿着“上白下蓝”警服回村探望，让他羡慕得眼珠发红。

　　姗姗来迟的机会出现在30岁的高锋眼前。他曾悄悄去招聘学校“侦查”一番，那里虽然比不得自己服务了8年的熟悉校园，但他咬着嘴唇给自己打气，“我不是来挑地方的，我是来挑事的”。

　　入校后，高锋在抓紧时间大量通读公安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了下基层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调研。从助教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从湖北奉调入京，一路披荆斩棘……

　　岁月流转，少年高锋、青年高锋在应对苦难、不幸、挫折、失意中积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积蓄了日后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实感体验，为他研究危机谈判对象和谈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积淀。

　　高锋清楚，比自己能干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很好的秉赋，如果不是“最最努力”，他无法获得今天的成功。

　　在他看来，努力、机遇、遗传这三部分合在一起，成就了今天的他。

　　“来北京之前，没人想到我能做到今天这样。”回首往事，高锋说，“我要感谢挫折。没有挫折，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挫折，我就不能更进步。”

　　在风险谈判中，高锋提出“生命至上”的原则，在保护好人质、谈判专家生命的前提下，“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将枪对准劫持者”

　　反劫持谈判专家手里握着两条人命，一个是被劫持者，一个是劫持者。

　　人质是第一位的，如果人质死了，劫持者也死了，称之为双输；人质救出来了，劫持者被打死了，叫缺位；人质没有死，劫持者也活了下来，称之为双赢。

　　要让反劫持谈判专家的嘴能成为“武器”，深深感染、打动直至改变劫持者的意识和行为。

　　传统理念是以暴制暴，以往出现诸多的失败案例，皆因观念上出了问题，始终居高临下，认为劫持者应该屈服于我。

　　倘若谈判使劫持者产生绝望，那是谈判专家的失职和高度无能。

　　古往今来，“恶有恶报”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采用以暴制暴手段对付劫持者，历来有着强大社会心理惯性的支撑。而高锋在积累学识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这样的核心观念：在中国当今社会现实里，反劫持谈判更多的是需要与中国弱势人群中采取极端手段的个体进行谈判，这不同于与有信仰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在突破“江南第一扒”的心理防线的过程中，有一段对话令高锋至今未能忘怀：

　　问：你把手伸进人家兜里不感到不道德吗？

　　答：你们(指社会)把我逼得这个样，你们不道德，逼我不道德，就等于无所谓不道德。有两种人我不偷，工人农民我不偷，老人不偷。

　　依高锋的分析，在中国劫持人质事件中，劫持者大多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自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先是受害者，后来成为害人者。这样一批人是弱势人群，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用极端的方式向社会进行最后的呐喊和诉求。

　　“面对这样的诉求，你是把他打死好，还是留下来探讨解决问题？”对此，高锋提出的原则是：生命至上。他认为，劫持情境中要保护5种人的生命：人质、谈判专家、现场警力、周围围观和聚集的公众，以及劫持者的生命，“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将枪对准劫持者”。

　　2003年11月，在基本完成反劫持谈判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架构后，高锋认为，去国外了解同行的时机已经成熟。申报的外访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年底前，高锋便飞赴德国柏林，前往柏林高级警察局调研。

　　德国的反劫持谈判研究始于40多年前。在1972年慕尼黑召开的第20届奥运会上，德国特种部队向扣押以色列体育代表团人质的恐怖分子开枪，导致9名以色列人质被杀、8名恐怖分子被打死，酿成了举世震惊的惨案。40多年来，德国政府精心磨砺反恐行动与谈判技战术，积累了丰厚的实践经验。

　　出访德国的一个多月里，高锋把时间全用在了解德国警察部队反恐技战术和谈判经验上。他追着德国研究谈判的顶级专家劳伯等，询问谈判经历、谈判要点、谈判方式、培训方式等等问题。

　　回想起这次德国之行，高锋非常欣慰，“我是处心积虑地去学习的，我很有收获”，“去之前，我的整个理论体系已经完成；去之后，我发现德国的反劫持谈判实用，战术和战斗性很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德国的理论不严密，都是经验性的传述和操作性的体系，不像我们中国首先有基础理论，再转为应用理论。现在到了一个全国整合、建立谈判专家机制的时候了，招收、培训、复训、使用、待遇，即使这不能成为一个警种，那么，成为警种下分支也行”。

　　2004年，首届国际反劫制暴战术谈判国际警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劳伯应邀来到北京。

　　与会期间，劳伯在了解到《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一书的内容后，非常惊讶。他在评价书中阐述的“生命至上，反对以暴制暴”原则时对高锋说，“你的理念能够操作，是最令我震撼的”。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有位美国专家对《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书中论述的“近距离谈判”非常感兴趣。这位美国专家告诉高锋，美国考虑到近距离谈判直接威胁谈判人员生命，因而从发起劫持谈判之初就一直加强红外跟踪仪、微型播话器、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的开发，没有重视近距离谈判的真正效能。详细了解了近距离谈判的理论、操作方式以及在中国实施的效果后，这位美国专家希望高锋能前往美国，参加一年一度在加州萨克拉门托举行的世界谈判专家大会。

　　顾名思义，“近距离谈判”就是谈判专家与劫犯近距离面对面的谈判方式。高锋认为，这种自然沟通的方式，不仅能够把很严重的劫持事件转化为一般纠纷，还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反劫持方的诚意。此外，能清楚地观察对方的情势，近距离地观察和把握战机，使谈判手能够随时向攻击手转换。

　　“参与谈判的人给劫犯一个笑脸，一句问候，再给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成功率是很高的，甚至能把劫犯谈哭。”正因为如此，高锋一直倡导“近距离谈判”这一我国所独创的谈判方式。

　　高锋说，在近距离谈判时，谈判者便装上场，理想的距离在13米左右，既能够彼此看清对方的表情听清对方的声音，又不致让劫犯产生过度的戒心。“在谈判过程中可以适时地向劫犯靠近，但最好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在劫犯喊停的时候，一定要停下脚步。”

　　通常来说，劫犯已经站到了社会对立面，仇视社会以及自卑情绪都会比较明显，而谈判专家是代表社会来谈判的。基于劫犯微妙的心理考虑，高锋认为，在挑选警员进行谈判专家培训时，对外型和气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一般的原则是，要矮的不要高的，要瘦的不要胖的，要丑的不要帅的，要老的不要年轻的。总之，谈判专家的外貌不要有刺激性，越普通越好。此外，目露凶光者不要，面庞发黑者不要，高大魁梧者不要”。

　　而谈判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保持高度的和善，用高锋的话说，“要做到像糖稀似的，芝麻一旦碰着就没有不沾上的。”

　　保持亲和力的一大关键是脸上的表情，高锋提出的要求是，“夸张而不凝固，要不断通过表情去拼接劫犯的心理。”

　　“凡是上我的课冷脸的，我都要单独谈话。”高锋说，在培训时，他要求每个学员针对自己忧愁、烦闷、轻微的喜悦、狂喜4种表情，每样都拿出3个版本。“保持亲和力还要做到‘三个没有’：脸上没有蔑视，口中没有否定，动作没有威慑。”

　　至于谈判时的动作，“在出场前掏空裤兜，使其处于空瘪状态；双手切忌插在裤兜里，以免给对方造成随时掏枪的感觉；上衣口袋里也不能有东西。以这种无声的语言消除对方的戒备和紧张心理，尽快在双方建立一种无声语言的认知和信任。”

　　当双方正式开始交流时，高锋说，“身体姿态要平和自如，不可居高临下。千万不要使用挑衅、压迫或侮辱对方人格等方面内容的词句，应当给对方有一种平等对话的感觉”。

　　为了让谈判时的动作更加“柔”一些，高锋会让他的学生们去学习舞蹈。

　　谈判时全靠一张嘴上的功夫，高锋说，“说话时，首先是要‘清’，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保证对方能听清楚；其次是‘和’，脸上的神态和语言要体现理解宽容同情的姿态，给对方以心灵的震撼力，达到刺破前胸留在心坎的效果。”

　　“谈判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谈判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能迅速观察劫犯的性格、职业等诸多信息，因此谈判者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上。”高锋说。

　　高锋对记者说了几句培训谈判者时常说的话：“我们的舌尖要顶起一座泰山”；“不要把劫犯逼上梁山，劫犯要上梁山，你要让他下来”……

　　一则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口讯传来，说在该校世界反劫持谈判法学课上，有位英国教师在战术史中提到高锋，说中国有个老警察，创立了完整的谈判理论体系。在这位教师看来，中国的反劫持谈判已经跟上了世界反劫持谈判的时代步调。听到这个转述，高锋很受鼓舞。

　　“老警察”高锋今年55岁，警龄于今越过第25个年头，却在知天命之年陡然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采访高锋期间，媒体连续报道了几起劫持事件。针对其中的一些击毙劫持者的案件，高锋的评价是：“人性的根本就是维护人的生命权。这是最高的标准，也是底线。开枪打死劫持者的社会成本太高。如果没有开展劫持谈判就开枪，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时至今日，“维护劫持者生命”的观点正日益得到广泛的接受。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本报记者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