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教授、二级警监，拥有多个“第一”的头衔———“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中国第一人”、“中国反劫持谈判专家总教头”、国内公共安全危机干预权威；著有《犯罪心理微观系统论》、《多元犯罪心理研究》、《犯罪心理美学论稿》等十部专著，至今共培养了百余名专业反劫持谈判专家，是我国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技巧体系和实训体系的原创者，填补了国内反劫持谈判的研究空白。

　　“哎呀，快来人呐！”

　　茶室里，高锋雄浑有力的嗓音陡然变尖，在颤抖中渐渐减弱。

　　这位身材魁梧的二级警监坐在记者对面，绘声绘色地回忆起25年前搜寻一起凶杀案的死者残肢的经历，眼睛和面部肌肉呈现出戏剧性的惊恐。

　　“那一次经历终生难忘！”

　　话音落下，他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也和他本人一样非同一般———名字的左上方纵列着四行小字，依次为“中国首席反劫持战术专家”、“中国反劫持谈判理论创始人”、“中国公共安全危机干预专家”、“中国反劫持谈判职训总教头”4个头衔。

　　如今炙手可热的谈判专家，在初入警界时也曾有终生难忘的糗事；和“江南第一扒”的交手，让他有了“初露锋芒”的机会

　　那次“终生难忘”的糗事发生在高锋初入警界时。

　　1984年，进入而立之年的高锋告别就职8年的武汉师范学院，经自荐入选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任教，成为“警官的教官”。为熟悉理论结合实战的路子，高锋常去公安基层部门见习实践。

　　那是在荆州地区公安机关见习期间，得知发生一起无头尸案后，“小高老师”跟着民警来到现场，目睹法医从粪坑里起出一个男性头颅进行痕检，之后又参加了搜寻死者躯体的行动，遍查粪坑附近林场及废墟可疑地点……

　　在现场附近，有一片人工水域，最深处两米多，民警和民兵几十人排成一行，入水踏勘。

　　走一趟，没任何发现，再折回时，高锋的右脚踩到了什么。

　　“我浑身一个冷战，立马感觉周围的水像开了锅。”他走音扯调地呼喊———“快来人呐！”

　　一个大塑料袋子从水底捞起，上岸打开，难以形容的怪味儿溢出，一些人体残肢出现在眼前……

　　中午大家吃饭，有个鱼肉菜，高锋夹起一筷子，联想起刚才所见……“天哪，什么叫腿软我算知道了，眼睛发花，脑袋发木，心慌，站不起来，恶心……”

　　高锋的“初露锋芒”，仍是缘于下基层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调研中。那一次，他偶然参与了“江南第一扒”的审讯。

　　“江南第一扒”从18岁开始“掏包”，直至29岁被擒获时，“掏包”金额达数十万元。经验丰富的民警审来审去，但却无法从“死不吭气”的“江南第一扒”口中套出话来。

　　当时，民警根本没把来此调研的警校教官当回事。在他们看来，这些年纪轻轻的“老师”不过是黑板侦查、讲台破案的把式，“就当是让这个小青年见识见识审讯吧”———于是，高锋有了一个独立上手的机会。

　　在随后的4天里，老警察讶异地发现，“江南第一扒”居然与警校来的“小青年”在审讯室里聊起天来，而且居然一口气交代了9起积案，其中几起是久侦未破的大案。公安局领导和民警们不明白，眼前这么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怎么就那么轻松地撬开了这块“顽石”的嘴巴。他们详尽地追问了高锋在审讯对方时的每个细节：

　　高锋带着两包香烟进入审讯室，先来了一段开场白：“我是警察的老师，专门训练警察的，对你那点破事不感兴趣，但是我对你凄凉的人生经历很有兴趣，我想了解你的心理活动。”

　　“贼王”不冷不热地看了他一眼。高锋点了支烟，轻轻地吹了一口，袅绕的烟雾笼罩住了“贼王”，这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米。

　　高锋是个喜欢抽烟的人，他知道人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会抽烟，一个是酒足饭饱后或喝酒期间一支烟，一个是最痛苦最愤懑的时候要抽烟。“贼王”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

　　“你要不要抽一支？”高锋试探性地问他，对方瞅了高锋一眼，半信半疑地说：“你跟谁说话？”

　　“当然跟你说话，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吗？”

　　“我能抽吗？”

　　“哎呀，烟搁这儿就是抽的嘛，还分家？来吧，我给你拿。”

　　“贼王”硬生生地看了高锋一眼，这个偷钱时手从来没抖过的人在接过香烟时手却在瑟瑟发抖。高锋知道机会来了，他从对方腿上一条缝了24针的伤疤聊起，“贼王”便心无芥蒂地开始跟他侃侃而谈。

　　“谈他的生活，他的阅历，他怎么留恋父母，怎么埋怨这个社会。我也谈我人生的体会，谈我对他的理解，谈他现在应该做的事，谈他每一次在盗窃当中成功的心理活动。”

　　就这样，他们从早上9点一直聊到下午3点。

　　审讯结束时，高锋对“贼王”说：“我不希望下次我们的见面还在这个地方，我倒希望在阳光灿烂的外面看到你轻松的微笑。”

　　听到这番话，对方泪流满面地对高锋说：“你说的话全都是人说的话，入情入理，我就冲着你说的话，今天栽了我也认。”

　　听完高锋的讲述，一位老民警走上前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年轻人，你是我接触的公安院校中真正的佼佼者。”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圣人。”高锋事后反复回想，他成功突破“江南第一扒”的关键在于———“微笑审讯”，“第一，我做到了平心静气地和他对话；第二，我是完全站在他生活不幸的角度去拟定我们的谈话内容的；第三，以他现在和曾经的感受作为谈话基调；第四，给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对他未来的生活作了具体构想并表达了期待”。

　　这起案件突破后，高锋确定了与那些有着类似身世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的基调和思路。

　　深谙反劫持谈判难度的人都知道，与劫持者谈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难一百倍，“好比本来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现在却要到架起的钢丝上跳”

　　2003年4月2日，高锋奉调令从湖北来到北京。生活尚未安顿，却领受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任务———研究谈判，大背景着眼于北京2008年举办的奥运会。

　　“当时并没说清楚，就说是研究谈判。”高锋原以为要研究警察与老百姓闹别扭怎么办，后来才知道这个任务的中心内容———研究反劫持谈判。

　　这个课题早已提出，但却搁置了一年多无人接手。深谙这一课题难度的人都知道，与劫持者谈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难一百倍。业内人士对此有一个比喻，“本来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现在却要到架起的钢丝上跳”。

　　“这不是弄篇文章就完事的，这可是开不得的玩笑。”高锋说，依他分析，一切都需要制定可行的操作体系，精心培养人才，最后取得最佳实践效果。

　　领受任务后，高锋提出要在国内调研，随即在一个多月里奔波往来于北京、湖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

　　6个月，仅仅过了6个月，45万字的书稿从高锋的电脑里一字字敲出，书名定为《反劫制暴谈判战术》。

　　“‘反劫制暴战术谈判’是我发明的词，后来在全国流行。”高锋的话语里透着几分得意。

　　在和高锋交谈的整个过程中，记者对他超乎一般人的自信印象深刻。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反劫制暴谈判战术》书中。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本书的整个体系是由高锋教授独立完成的”。“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创造出这样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一个去独立培养这么多反劫持谈判专家，培训教材全部是我原创出来的。”高锋说。

　　都说高锋是奇人，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没日没夜地拼命，绞尽脑汁将人生积累的老本都榨出油来；没有人知道他透支体能全力以赴，血压增高、视网膜充血……

　　2004年10月29日上午，大教室。

　　讲台上，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高锋，身着二级警监制式上衣，被一片刺目的闪光灯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数十台高级相机的闪光灯持续曝闪，新闻媒体的记者们正在观摩由高锋独立执教的反劫制暴谈判战术课。教室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民警，他们是经过苛刻考试后精选出的佼佼者，是第二期反劫制暴谈判研修班的学生。

　　距此3个月之前，吉林省长春市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人质被杀、劫持者被击毙，结局震惊社会。

　　就在公众质疑警方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舆论声浪中，高锋与他正在培训的研修班“横空出世”。新闻媒体蜂拥而至，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对此密集报道，高锋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热门公众人物。

　　曾经有人这样问高锋：“你一夜成名有什么感受？”

　　高锋毫不犹豫地答道：“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曾经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很骄傲？”

　　高锋回答：“我没有时间骄傲。”

　　父亡母病，幼年时的惨痛经历却让高锋积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为他日后研究危机谈判对象和谈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积淀

　　“生活阅历，是做人做事的最大本钱！”高锋的话锋陡然一转，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高锋的父亲早年叫高维州，后来改名高华，老家河北抚宁。1948年，父亲从燕京大学毕业，“外语好得不得了。不论大学入学还是毕业，父亲在老家形成的轰动效应历经数十年，甚至直到今天，还为家乡父老们津津乐道。”高锋说。

　　走出大学校门参军后，高锋的父亲被分配到南下工作团军政委员会，专门搞清产核资和接收工作。从部队转业后，又到了华中电管局工作。

　　在高锋童年时那朦胧的记忆中，总是梦幻般地浮现出瘦瘦高高的父亲带自己去打猎的情景，“现在想想，父亲是那种精干的、和善的、成熟的中年人，对谁都很和善。后来听人说起我爸来，没一个人说他不好，我就很惊讶”。

　　高锋的母亲是湖北仙桃人，毕业于南通纺织工业学校。“母亲是知识分子，形象很好，有点像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演员。”高锋说，母亲的正派和刚毅早早在他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烧饭用柴———买柴的地方离家最少十里地，那里还没有公共汽车，母亲竟一次次只手拎上二十斤干柴一步步艰难地走回来。

　　生活用水———机关宿舍三楼水管不上水，又不好意思总去楼下别人家里打搅。于是，每到夜半时分，母亲便用壶、桶、盆，接水管里时断时续涌上来的水滴，盛满后再倒进缸里。

　　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幸福。然而，甜美的时光在高锋6岁那年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