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拐”到“二拐”、“三拐”，再到各个中间人，到达收买人手中时，一个孩子的“价格”少则4万元左右，多则七八万。在暴利的驱使下，拐卖儿童犯罪日趋猖獗。一些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从拐骗到运输，再到贩卖的产业链。

　　对于买方而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只是其中一种理由。在一些富裕地区的家庭，买个孩子来养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些都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巨大市场。

　　从民间到政府，都在与拐卖人口犯罪进行艰苦的斗争。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的是——让宝贝回家。

　　拐卖生意链

　　徐俊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前大队长，也是李东贵拐卖儿童案的主办警官。据他介绍，李东贵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共有两拨“生意伙伴”，他通过诱骗或者盗抢拿到“货”之后就会卖给他们。一拨是樊惠、彭世明，他们买了“货”之后，带到山东、河北转卖；另一拨是通过吴青云、谢明辉转卖给孙艳、王松夫妇，再由他们带到福建贩卖。后来，孙艳向李东贵开出了更高的价码。李东贵便直接卖“货”给孙艳夫妇。

　　这些“生意伙伴”们把“货”运到外省后，卖给当地的“分销商”。然后，“分销商”再通过各种中间人层层加码，最终到达收买人手里。

　　李东贵、王顺兰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拐卖儿童产业链。李东贵和王顺兰是“一拐”。他们的“生意伙伴”是“二拐”。各地的分销商则是“三拐”。从2007年到2009年，他们在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区、小河区等地拐卖了二十几个男童。华国抗只是其中一个。

　　在全国，还有许多这样的犯罪团伙隐藏在社会的角落，随时威胁着孩子的安全和家庭的美满。

　　他们的“货”就是那些少不更事的儿童。“货”分大小，男童为“大货”，女童为“小货”。由于男童市场大，价格高，李东贵只卖“大货”。

　　“货”的“质量”也至关重要。每次交易前，买卖双方都要验“货”。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医院体检。体检的目的是要确定孩子的身体是否健康，功能是否齐全，有无遗传病。体检结果直接决定了孩子的价格，质优者价高，次则半价处理。

　　“洗脑”后运输

　　长途运输是这个生意链中的难点之一。以前人贩子怕孩子在路途中哭闹，引人注意，就喂孩子吃安眠药，让其昏睡。但久而久之，公安对这种形式特别警惕。

　　如今，“二拐”买到孩子后，往往不急于出手。他们先把孩子放在家里养一段时间，对其进行“洗脑”。他们培养这些孩子对自己的依赖感。他们让孩子管自己叫“爸爸”、“妈妈”，抹去孩子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孩子往往都是六七岁以下，受到惊吓之后，记忆很模糊。人贩子养了几个星期之后，孩子就跟她特别亲。

　　“这是为了长途运输的安全性。如果一个孩子管一对夫妻喊爸妈，还有谁会去怀疑他们呢？”徐俊说。

　　6月29日，徐俊在大方县解救了6岁男童张富龙。当时，张富龙刚刚被人贩子谢明辉转卖给了从河南来的人贩子胡丙周。胡丙周带着孩子去车站的路上被民警抓获。当时，车站围了很多人。孩子哭闹着不跟警察走，说要等“妈妈”回来，还说出了“妈妈”的电话。民警一看，正是人贩子谢明辉的手机号。原来，孩子和谢明辉生活了一年多，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到了公安局，孩子还时不时地问徐俊：“什么时候能跟妈妈回家啊？”

　　暴利行当

　　在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拐卖儿童三名之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然而，此类犯罪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促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是背后丰厚的利润。

　　“一拐”以七千至一万五的价格卖给“二拐”。“二拐”将孩子带到外省后，加价到三万左右卖给“三拐”。接着，再通过各种中间人层层加码。每个中间人收取几百到一千元的佣金。到达收买人手里时，孩子的价格少则四万左右，多则七八万，且价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人贩子的成本只是几百元的运输费。李东贵花了三四百块将华国抗从贵阳运到大方，以1.1万元的价格卖给孙艳。孙艳再以两万余元的价格将他卖到福建。通过5个中间人之后，最后以3.8万元的价格到达收买人的手中。

　　其中，“一拐”、“二拐”的风险最大，利润也最丰厚。被捕前，孙艳家正在盖新房。一座二层小楼已经有了雏形。拐卖儿童让她获利7万余元。

　　被捕后，孙艳辩解说：“我卖孩子主要是为了帮别人，不是为了钱。在福建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如果哪家没有男孩，会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才应他们要求，把这些男童介绍给他们。”

　　对此，徐俊不以为然：“这不过是人贩子的诡辩。恰恰是高额利润诱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在福建的中间人都是当地的媒婆。她们既给别人介绍对象，又给别人介绍孩子。她们都声称是为了做好事。难道她们真的不知道这是犯法吗？我们去年抓了一个中间人，以前她就曾因为同样的案子被判过刑。犯不犯法，她心里清楚得很。只是这钱太好赚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热心’。”

　　买方市场

　　有买方，才有市场，才有利润。云南、贵州、四川是主要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广东等是主要的儿童“拐入地”。

　　部分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十分严重，没有男孩的家庭被认为绝门绝户，受人耻笑。于是，他们就希望买一个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有些人相信，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为家族带来多子多福。

　　还有些富裕地区的家庭，买个孩子来养也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些都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巨大市场。

　　被拐儿童的“合法化”又成了“助推器”。孩子被买来之后，花点钱就解决户籍问题。“在农村，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各地有各地的办法。”徐俊说。

　　“有些地方买孩子都成风气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支持我们打拐。他们不仅不配合，甚至还抵触，就更别说给我们提供线索。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徐俊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7月，徐俊带队去福建解救被拐卖的儿童。有个孩子被转卖了7次，而中间人之间往往只是电话联系，并不相识。警方稍有不慎，便会断了线索，而当地群众也三缄其口。无奈之下，贵阳警方只能请当地警察化装成维修闭路电视的工人，挨家挨户寻找到符合特征的男孩。其中，有个收养家庭知道警方要将孩子带走，就提前把孩子转移到浙江藏起来。经过警方反复做工作，才不得不将孩子交出来。

　　“这些收养家庭对孩子确实倾注了感情。我们坐火车把孩子带回贵阳。我们还没到，有个养父就先坐飞机到了分局等着我们。他是真舍不得孩子啊。”徐俊说，“但是如果不切断买方市场，这种犯罪就不可能断绝。”

　　按照我国刑法，收买被拐卖儿童是有罪的。但刑法又规定收买孩子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孩子，不阻碍解救，一般不予制裁。徐俊说，“实践中还没有对收买家庭进行处罚的，所以违法成本很低。同时拐入地也应加强户籍管理，一旦发现可疑儿童就提取DNA样本，也能让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

　　不久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杨东表示，已经将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正在积极地通过多种途径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寻子联盟

　　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回孩子。11月4日，贵阳市体育馆，五个人身着印有“寻子联盟”字样的衣服，拉着一块红色广告牌，上面印有他们失踪了的儿子的照片和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们的孩子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市丢失。悲伤、怨恨、无助让五个家庭走到了一起，形成安顺寻子联盟。他们去过湖南、浙江、上海、福建等10多个省份、直辖市。他们还曾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联系媒体采访。

　　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形成类似的“寻子联盟”。目前，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在云南、广东、贵州和河南这四个省份。它们互相合作，互通消息。今年春节前，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在凯迪等多个网络社区上发布帖子称：他们愿意悬赏百万寻子，并承诺不管是买家还是人贩子，只要能提供任何一个孩子的线索，赏金绝对兑现，且不追究其任何责任。

　　“这还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么？我们就想要孩子回来，什么都不想再责怪了！”家长们无奈地说。

　　4月15日，广东东莞100多对父母举着“倾家荡产、变卖家产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大横幅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声泪俱下。他们希望能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宝贝回家

　　目前民间的寻子联盟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警方依然是打拐寻亲最可依赖的力量。

　　自从今年4月9日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以来，截至10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各类拐卖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团伙982个，解救被拐卖儿童2169人，利用DNA数据比对确认298名被拐卖人员身份。

　　而有些孩子解救回来之后却又找不到家人。贵阳市福利院就生活着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眼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地被家人接走。

　　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办在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来源的被拐儿童的信息，迄今为止，只有3名宝贝找到家人。

　　“现在丢孩子的大多是些流动人口。他们的信息来源并不畅通。而他们又经常变更住所，当初立案的派出所甚至很难联系上他们，无法让他们来做比对。”徐俊解释说。

　　今年4月，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父母和儿童分别有一个数据库，全国联网。只要在所在地抽血录入即可，两库数据会自动比对得出结果，这不仅节约了寻亲的成本，而且提高了寻亲的效率。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杨东表示，过去的打拐行动重在“打击犯罪”，最终结果是看破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不法分子。“现在的理念不一样了，破了案、抓了人还不够，要‘找回孩子’才行。”

　　本报记者 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