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这名女学者一直在努力说服人们更平等地对待艾滋病患者。为此，她举办讲座，四处调研，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这一切收效并不大，她深深体会到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不了解和敌意，也在推进立法的过程中遭到挫折。但她仍然在坚持——

　　夏国美花了整整20年时间，来劝说人们更平等地对待艾滋病患者。但她至今讲不出几个让人感到鼓舞的故事。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她能记起的故事都辛酸或悲哀。她提起一个云南年轻人的经历。在单位体检中，他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打算辞职，没想到，领导们早已在会议室坐成一排，宣布“你得了艾滋病”。

　　这个“当场就被扒光衣服”的年轻人，羞愤之下，设计了几个自杀方案，即便如此，他还担心死后会连累家人。

　　这是夏国美遇见的艾滋病患者经历中，很寻常的一例。她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是在上海疾病控制中心。当时，一名男子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此后几年中，他的妻子很少踏出家门，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会交往；他们的孩子被迫退学，因为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他爸爸得了艾滋病”；甚至，医生也拒绝给这对夫妻看病。

　　这名54岁的女学者用“残酷如地狱”来形容中国艾滋病患者的处境。为了了解这种处境，她每年要花上一多半时间，跑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方进行调研。她的调研对象包括性工作者、吸毒者，其中许多是艾滋病感染者，是她嘴里“像老鼠一样的人”。

　　这让她在周围许多人眼里“有点奇怪”。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院子里，来访者只要报出她的名字，那个清洁工就会努努嘴儿，尖着嗓门笑：“喏，侬要找那个发安全套的教授啊。”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这个短头发的上海女人爬上办公室里的大凳子，从书柜顶上挪下一个大箱子，打开，里面装满了某个品牌的安全套。第二天，她就要出发去云南调研。像以前每一回一样，她这次还是要带上这一大箱安全套，发放给调研对象。

　　但夏国美深知，这些人需要的，远不止一箱安全套。

　　几乎所有朋友都接到过夏国美的电话，请他们支持“为艾滋病人做一点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开办专家讲座、免费培训、募集药品。

　　她为中国艾滋病知识的普及程度太低而苦恼。当她带着学生，搬着大箱子，跑进发廊、美容院和足浴城分发安全套时，那些染了黄头发、穿了渔网袜的姑娘总是笑着问她：“夏老师，艾滋病不是外国人的病吗？”

　　更让她不安的是其他人对艾滋病的态度。有一次，她被一家公司的领导赶了出来。当时，她来到那家完全陌生的公司，想在这里举办一场关于艾滋病的讲座。对方青筋暴突，忙着摆手：“我们这里没有艾滋病的，不要不要。”

　　还有一次，一名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找到她，请她帮忙解决一件“麻烦事”。一个发廊女感染了艾滋病毒，可是没有人能说服她离开。

　　夏国美记得，该官员锁紧眉头说：“我打算去告诉老板，让老板逼她走。”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夏国美激动地回答。她提出，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患者拥有唯一的知情权，以及告知他人的权利。

　　但她清楚，这在中国并不现实。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艾滋病立法曾有一个想法，“若艾滋病患者30天内未主动告知其配偶，有关部门有权代替本人告知配偶”。在讨论会现场，夏国美举手反对。

　　“比如你吃了坏东西，拉肚子。别人可以指责你，但没有权利歧视你，让你无路可走，”夏国美说，“和肠胃炎一样，艾滋病也是一种病，如此而已。”

　　最后，有关部门取消了这个设想。不过夏国美觉得，这些侵犯艾滋病人隐私权的观念，就像一枚枚定时炸弹，可能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

　　“艾滋病病人的心理都是很脆弱的，这个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夏国美认识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在上班的时候，定了闹钟，按时吃药。一个同事看到了，随口问了句：“你定闹钟干吗，吃什么药呢？”当场，这个病人便情绪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