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孙伟铭将会面对无期徒刑，但是对于那些受伤的人员，包括死者的一些家属，他们将会面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代玉秀，孙伟铭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如今卧病在家。她全身23处骨折，被医院诊断为肢体残废，意识模糊的她，对车祸的记忆已是完全空白。

　　今天，代玉秀的丈夫和儿子等来了孙伟铭案的二审结果，他们表示怨恨肇事者，但不希望判孙伟铭死刑。而如今，最困惑他们的是代玉秀的赔偿问题。

　　韩思杰(伤者代玉秀儿子)：

　　医疗的费用直到上一周已经加起来有15万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我们家自己垫付的。但是上一周因为民事调解那部分，有第一笔款打我们家来，大概是16万多，然后后续据说是在半个月之内，会把剩下的11万多(凑齐)。

　　解说：

　　按照之前约定，在孙伟铭家与受害家属商定的100万赔偿金额中，代玉秀将获得28万。但韩思杰表示，28万到位也远远不够。如今他刚进一家单位实习，每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为母亲治病后续费用高昂，每个月要花两千多元的治疗费、营养费和护理费。事实上，代玉秀家属也曾经试图寻找其它渠道获得赔偿。

　　由于代玉秀上了基本医疗保险，7月30日代玉秀家属来到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寻求帮助，但按照《成都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交通事故肇事方逃逸或无第三方责任人且没有享受相关补偿的才可列入医保支付范围。而代玉秀已获得孙伟铭家赔偿，不属于医保赔偿范畴。

　　此外，韩思杰还了解到，国家法律规定，要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用于解决抢救费用、超出交强险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等特殊情形下受害人的抢救费等。于是他找到当时交管部门了解此事。

　　韩思杰：

　　我们当时直接去问了交警，因为这个道路法，我估计交警会比较熟悉一点，然后就问交警看应该怎么去落实这个问题。结果当时有相关的交警就说，由于现在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个基金直到现在都只是一个挂了名字，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

　　解说：

　　而100万，对于孙伟铭这样的普通家庭也不是个小数字。

　　据悉，100万里车辆保险赔付12万，孙伟铭成都的房子卖款约40万，重庆的房子抵押贷款25万，成都和重庆的热心市民捐赠了大约9万元，加上向亲朋的借款还差11.7万元。孙伟铭在二审阐述时曾表示，父母给的这个赔偿太微薄，他将把赔偿延续下去，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来补偿被害人家属。而服刑的他如何筹款赔偿，伤者家属赔偿未够的医疗费怎样承担，这些都是问题。

　　韩思杰：

　　我真的是呼吁刚提到道路救助基金，我觉得既然国家已经有这个法律了，那为什么不能尽快实施起来，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个简单的生存权利，遇到类似的事情，就是说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没有钱来治病，那伤者岂不是该等死，他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主持人：

　　王教授，从刚才这个片子当中，我们也确实看到受害者及其家属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就像我们片子的题目，案结了但是“痛”未了。对于这些家属和受害者，他们面临的这些“痛”你怎么来看待，怎么办？

　　王锡锌：

　　这里的“痛”当然是包括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的痛，其实这个“痛”如果放大一点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如果我们仅仅从受害者这一块来讲，刑事制裁是对于犯罪行为人要实现罪、刑、责相应，有什么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就要追究他的责任，就要施以相应刑罚。这一块的惩罚完结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问号，那就是对于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如何来帮助他们。一方面是抚平灵魂的煎熬，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个金钱的、物质的弥补。我觉得这种弥补无非一个是加害人，也就是行为人他要积极地来履行他的义务、责任，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孙伟铭通过他个人的一些努力提供了一些赔偿基金。但是这个赔偿可能在他量刑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可能社会的救助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国家《道路交通管理法中》提到了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问题。这个救助基金既然法律上已经要求了，在汽车时代来临的今天，这样一个救助基金应该说对于抚平案了之后的“余痛”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

　　应该有一种社会化的制度性的东西。从刚才的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受害者家属本身面对的痛，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事人可能心里有更大的伤痛。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在前方进行采访的记者柴静。

　　柴静，你好。

　　柴静：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柴静，你采访代玉秀，她对目前的状况以及今后的治疗和生活怎样的一种反应呢？

　　柴静：

　　我们是在前天下午去代玉秀家，代玉秀现在为止她见到陌生人之后，唯一的反应就是哭泣。但是在我她家逗留的两个小时当中，她一直闭着眼睛，他甚至没有办法跟她的丈夫跟儿子交流，也是说她到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而且她的小腿骨当中现在一共有17根钉子，也就是说她想要恢复站立，包括行走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只好花每个月2500块钱雇了一名护工，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家庭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总共加起来不到40万的赔偿对于未来的治疗来说，应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让我们也很辛酸的，就是韩长进为什么放弃了去索要更多的赔偿，他说他能够想象孙林作为一个老人，去向别人借款的过程当中那种屈辱和无望，所以他主动放弃了可以索要更多金钱的一种可能性和希望。但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家庭未来应该怎么办？对于孙伟铭来说，当他被拘捕的时候，交警从他身上搜出了三张卡，三张银行卡，一张是58块钱，一张是53块钱，还有一张1块钱都没有。我今天就问孙伟铭，难道这就是你的全部存款吗？他说对，就是不到120块钱。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刑事案件当中很多的施害人都是没有财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