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要替孙伟铭辩护？……那么坏的人！”今年5月22日，轰动全国的孙伟铭案一审庭审结束后，两名坐在辩护席上的女律师成了“众矢之的”：情绪失控的死者家属们哭喊着朝她们扑过去，最后，穿着律师袍的两个女律师不得不在法警的掩护下“狼狈”离去……这是她们辩护生涯中首次遭遇如此围攻。

　　由于孙伟铭案的特殊关注度，两个原本少为人知的女律师就这样走入了公众视野。她们是陈红和施俊英，鼎立律师事务所的一对姐妹搭档，一审辩护结束后，坚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她们，依然倔强地为孙伟铭案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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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陈红

　　讲自己：一审判决后，“我把手机关了，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讲案情：“孙伟铭肯定会被判得很重，但不应该是死刑。”

　　前日上午，记者在鼎立律师事务所见到了陈红律师。米黄色的职业套装、齐腰的长发、浅浅的笑容，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陈红的办公桌上一共有三部电话，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你好，案子还没有进展，到时候一定通知你。”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了解案情的电话，陈红一天要接无数个。“我都出现幻听了，随时都觉得电话在响……”

　　今年元旦后 顶着压力接下孙伟铭案

　　陈红是鼎立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部的主任，曾经辩护过原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原中江县委书记罗某受贿罪案等。这一次，因为孙伟铭案，陈红又“火”了一把，很多城市的报纸上都能够看到陈红这个名字。

　　电视画面上滚动播出孙伟铭肇事车祸现场，死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伤者家属愤怒的拳头砸在孙林的身上……2008年12月14日，陈红从电视上看到成都发生了一起四死一重伤的惨烈车祸，“太惨了！”当时的陈红还发了这样的感叹。但她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她会成为事件后续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今年元旦后，孙伟铭的父母到鼎立律师事务所找到陈红。

　　“老两口老泪纵横，很让人心痛。”陈红说，孙伟铭父母找到她时，成都市检察院已经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孙伟铭予以批捕，她只是偶尔从媒体上了解着孙伟铭案的细枝末节。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她并不能预见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如何。“如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成立，你儿子可能面临相当严厉的惩罚。”陈红把案子可能出现的结果，向孙林夫妇一一作了分析，老两口沉默地、眼中带泪地看着陈红说：“反正就拜托你了，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然后，她跟施俊英律师搭档，顶着压力接下了这个案子。

　　听判后关机“我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陈红也在想，孙伟铭在出事时到底是怎么想的。“阅卷之前，根据先前的报道，我倾向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毕竟3个受害人家庭因此破灭了，但是阅卷并调查取证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陈红偶然间听到孙林说起孙伟铭曾经资助了贫困母女范小琼和林芳，孙伟铭曾经的同事也证实孙伟铭是个很积极向上的人。陈红认为，他不具有从过失转变为故意的主观心态。

　　2009年7月24日，陈红和施俊英赶到法院听判决。“孙伟铭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法官宣布结果，这是陈红始料未及的，“孙伟铭肯定会被判得很重，但不应该是死刑。”就在受害人家属欢呼时，陈红却懵了。

　　“我很难过，我的辩护意见只有少部分被法庭采纳。但我知道孙伟铭父母的心情不能用失落来形容，他们是悲痛，悔恨，在难过中，我还要安慰孙伟铭的父母。”下午，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打电话，希望跟陈红见一面，陈红拒绝了，“我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陈红把自己藏起来，关掉了手机。

　　一审结束后 孙伟铭一见到律师就哭

　　陈红从今年2月接下该案至今，近10次到看守所会见了孙伟铭。“车祸是怎么发生的？”直到8月17日的最近一次会见，陈红依旧在反复询问孙伟铭这个问题。但他始终说：“我真的记不清楚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当事人连案发经过都记不住，这样的案子在陈红的辩护生涯中实属罕见。“我只能通过各种证据以及调查分析案发时他的心态，这种辩护相当困难。”

　　陈红说，她最开始到看守所会见孙伟铭的时候，就给他分析过案情，讲过两个不同的罪名导致的结果如何。“他犯下的罪行给受害人家属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他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陈红说，刚刚宣判之后，孙伟铭的情绪很糟糕，胡子拉碴的，一见到律师就哭，但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情绪平静多了。“每次我们会见，他会说这么热的天气，辛苦你们了，谢谢之类的话。”陈红认为，孙伟铭“比较懂礼貌”。

　　陈红跟受害人家属接触过几次。“我非常同情他们，好端端的家庭被孙伟铭毁了，我一直积极协调民事赔偿，协调法院卖掉孙伟铭的房子等。但我作为被告人的律师，我不方便在受害人面前发表太多意见，只能用行动去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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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施俊英

　　讲自己：“在法庭上，我是个律师，不是女人。”

　　讲案情：“孙伟铭对案发时的记忆一片空白，是这个案子最难的地方。”　　

　　昨日下午，孙伟铭案的另一名一审辩护律师施俊英从鼎立律师事务所走了出来，她穿着格子套装，一边摁电梯，一边不停地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都是问孙伟铭案的。”施俊英叹了口气。一审过后，她已转做孙伟铭案民事部分的代理律师，但和孙伟铭有关的话题，依然占了她手机通话的一大部分。

　　最难的案子 孙伟铭记不住案发经过

　　“孙伟铭案是我接过的最困难的案子。”施俊英熟练地开汽车，“孙伟铭对案发时的记忆一片空白，是这个案子最难的地方。”施俊英说，接下案子后，她曾去看守所见过多次孙伟铭，“印象中的他很有礼貌，和媒体的描述有些出入。”施说，孙伟铭其实只因为擦挂和小区保安发生过一次矛盾，但这次矛盾经媒体报道后，显然把孙的“暴力”放大了。“他资助家庭困难的母女，地震时冒着危险去灾区送食品。”在接案之初，施俊英对打赢这场官司是信心十足的。

　　一审判决出来，打过很多漂亮官司的施俊英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没哭，我去看守所告诉孙伟铭，我们还将免费为他做二审辩护，孙伟铭的眼泪突然就流了出来。”

　　拒绝谈压力 “我是律师不是女人”

　　施俊英思路清晰地回忆着一审后的日子，她拒绝谈到“压力”，“在庭上，我是个律师，不是女人。”尽管遭遇了恶语攻击和网络上的谩骂，已为母亲的施俊英依然坚持着“程序正义”。在庭上，她可以冲着旁听席上的受害人家属高声辩护，但走到庭下，“我看着那两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心真的很痛。”

　　施俊英说，在没有做律师之前，看到那些犯罪分子被惩处，作为旁观者的她，总是拍手称快，她当年甚至没想过要当律师，“我为什么要帮那些坏人说话？”但真正走上律师这条路后，“接下了委托，我就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照法律按步骤辩护，我没有压力……我相信国家法律的公平。”施俊英的语速快了起来，然后眼眶突然就红了，她接过纸巾擦眼泪，“不要见笑，我只是年龄大了。”（华西都市报）(记者李寰钟蓉摄影刘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