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出警告：当这个群体在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又不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时，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舵王恒志

　　云南怒江州23岁姑娘妮花已经外出打工3年了，这位在北京美京酒家当服务员的傈僳族姑娘对本刊记者说，村里大多数同龄人读到初中就盼望着能外出打工，“因为在家务农一个月挣200元，我们在外打工一个月能挣家里四五个月的收入。”

　　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5号)》(下称农业普查公报)显示，全国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7%，分别比上一代农民工高出8.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尽管有了提高，但同样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他们中大多数外出前没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走出乡村进城就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农业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接近1.32亿人，其中30岁以下青年农民工占52.6%。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北京、江苏等地采访时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远高于上一代，但仍存在较大缺失空间，他们与城市劳动力差距正越拉越大。专家发出警告：当这个群体在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又不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时，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应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抓。

　　越来越多的孩子弃学打工

　　15年前在北京成立的打工子弟学校——明圆学校，已经在海淀、大兴等流动人口集中区域建立了四个校区，共吸纳3000名农民工子弟就学。明圆学校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虽然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学生初中毕业后打工的比例一直在1/3左右。

　　这位负责人坦言，很多学生和家长会用现实来反驳继续上学的必要性，“说得我们无言以对”。有的家长说，孩子读到大学出来在大城市一样没有工作，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出去闯，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在父母身边做帮手。

　　在明圆学校海淀校区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本刊记者碰到了15岁的王帅。王帅4岁时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一呆就是11年。他在明圆学校没有上完初一就辍学了，目前在家帮父母做烤鱿鱼的小生意。王帅说，父母决定明年就回老家安徽砀山了，自己则打算一个人留在北京，到时候自己租一间房子开始打工生活。“可能会做倒卖旅游门票的活儿，一天可以挣70块钱，这样一个月可以挣2000多呢！”

　　多年从事未成年人和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接受过他们援助的农民工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流露出想让孩子早点弃学出去打工的念头。

　　佟丽华说，农民工父母自身的教育能力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决定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最担忧的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加不均衡，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样会使更多的农民工家庭放弃子女教育机会，让众多初中毕业生早早地加入农民工大军”。

　　大多从小就脱离农业生产活动

　　今年18岁的胡德岁来自山东菏泽市的一个农村，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先后在保定、沈阳做装修和焊工。2009年春节过后他跟随同村的一个堂哥来到北京，在良乡的一家太阳能产品工厂打工，每个月的工资七八百元，管住不管吃。

　　“这里工资不高，但我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机电和光电两项技术，毕竟学到手的手艺就是以后的饭碗。”他说。胡德岁前几年跟人学过焊工，但没进入技校学习。去年有个造船厂招收焊工，待遇也挺好，但由于没有焊工等级证书，胡德岁没去成，这件事让他后悔当初没有拿个文凭。“在这里再呆半年如果学不到技术，我打算还是出去跑装修，现在工资太少了。”他说。

　　2008年成立的“在行动”苏州分部是当地第一家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分部项目经理吴晶晶说，作为新型工业城市，苏州近几年大量吸纳青年劳动力，其中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在提升职业技能时都面临现实障碍。“由于不是本地人，很多人没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参与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吴晶晶说，“这些打工仔找不着工作也大多选择待业，不愿回乡，毕竟这里的机会更多。他们对回乡创业没有信心，更没有了上一代人身上那种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以制造业、建筑业和城市一般服务业为主。佟丽华说，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培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跟随父母或亲友进入到简单制造业、小生意、回收废品等领域。从长远看，这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所在城市同龄人的差距拉开。这些青年人大多从小就脱离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的低端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定位。面对城市的各种诱惑，他们更容易脱离正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秘书长刘俊彦说，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教育财政应“全国一盘棋”

　　佟丽华认为，未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在城市里成长起来，而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事业发展还面临很多障碍，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例，有重点学校、普通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未批准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处在大城市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底端，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今后的就业、升职等各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竞争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今年6月，宁波一所公办小学要求打工子弟入学必须备齐十种证件。“十证入学”事件被曝光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触及到了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专家指出，根据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打工者家庭迁到一座大城市，但针对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没有跟着流动到这座城市。

　　2009年春季，苏州的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人口达65万，占江苏省的40%，其中65%被公办学校吸纳。根据测算，公办学校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是1万元，公办学校接受外来人口子女上学就必须用本地财政支付，为此苏州市财政一年要多支出3亿元。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即便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大城市里的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也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公办学校的管理方式与流动性强的打工家庭还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打工者经常随着“经济气候”流动，有些孩子在公办学校呆一段时间，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势必提高公办学校的流生率(此项为教育部门考核指标)，这又影响了许多公办学校接收打工子弟的积极性。

　　受访专家建议，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现状，首先应建立完善的统计跟踪制度，充分了解青年特别是未成年农民工的流动情况，然后进行相应灵活的教育资源分配。佟丽华认为，以户籍为基础使用的义务教育财政，难以覆盖当前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群体，“北京、苏州等农民工输入地的义务教育需求在迅速增长，而像安徽等农民工输出地的教育需求又是下降的，因此教育财政要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

　　政府还应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两条腿走路。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对接受教育的主观意愿还是有的，特别是接受技能和法律等实用知识的意愿非常强。相对于普高教育，就业前景明朗的职高教育更容易吸引青年农民工，这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