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0日《大河报》报道，7月16日晚，河南郑州发生一起酒后驾车撞人严重事故。肇事者系中原区原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当日驾车连撞11人，造成2死4重伤——事发后肇事者逃离现场，后在家人陪同下向警方自首，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中原区公安分局刑拘。

　　6月30日晚，南京曾发生一起醉酒驾车导致5死4伤的重大交通事故。惨祸发生后，舆论反应强烈，“对恶性交通肇事宜用重典”成为一致呼声：四川两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刑法》中增加“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罪”；有人专门搜罗日本、瑞典、美国等国对酒后驾驶处罚措施的资料告知公众；广大网友更是表达出极大义愤……

　　两起惨祸仅距半月，其情节何等相似！如今资讯高度发达，围绕南京“6·30”惨祸进行的报道、律师说法、网友评论等等，充斥各路媒体。部分百姓不明就里尚可谅解，假如说郑州这位法制科科长毫不知情，则让人匪夷所思了。

　　从主观动机分析，酒后驾车尤其醉酒驾车，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定义的故意杀人当然有所区别，但明显的共同之处也不难找到：对他人生命权的漠视。

　　当今社会，究竟哪些人更容易漠视他人生命权，只要对近些年发生在各地的酒后驾车恶性事件稍加回顾，答案便不言自明。

　　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后来的“马路杀手”不看电视、不读报、不上网，更不是他们对“前事”具有超快、超强的忘却力，而是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在乎，更弗谈惧怕了。多地发生官员驾车肇事案，责任人未获刑责是共知的事实；肇事者被拦截时态度蛮横甚至叫嚣“下车后打死你”也不是孤例。恰恰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此类现象的过分容忍，酒后驾车肇事的犯罪成本始终高不起来，才不断制造着比车祸本身更严重、更弥散的社会负效应。

　　调整对酒后驾车制造恶性事件的性质认定和量刑标准，按说并不太难。假如说难，恐怕也不在于理论、技术和立法程序，而在于人们的观念。当下对酒后驾车肇事的司法处理重经济赔偿、轻刑事问责的做法，应该说是一个不好的倾向。凡漠视他人生命权的酒后驾车者，大都具有不在乎赔十万、二十万元的经济实力。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法律伸张正义、维护公平功能的弱化乃至扭曲。

　　但愿在郑州“7·16”惨剧的司法实践中，能创造出一个带有社会进步指向的判例，让一些人因违法成本的增加而不敢酒后驾车。(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