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现状

　　在派出所里，当地政府领导以及警方与张文贵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大致内容为法院划拨存款是按程序执法。而张文贵携母亲到银行哭闹则是无理，轻者违法，重者犯罪。5月30日，由张文贵的幺公执笔，以张个人名义自愿写了一份检讨书，递交镇政府和计生办。在交纳检讨书的两天前，挤兑风波严重的28日，百胜镇政府在银行周围张贴了通告称，超生社会抚养费不会殃及亲友，居民存款有保证。

　　随着传言被澄清，事态渐渐平息之后，张文贵也不再到银行交涉。没事的时候他会到对门和邻居们打打牌。但是他仍然在想着“把事情搞清楚。” “这镇子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超生，为啥就罚我们？”张文贵说，“这就是我不平衡的地方。”

　　在百胜镇政府主抓计生工作的委员张在福看来，“百分之八十超生”的说法过于夸张。“从去年10月1日开始统计，到现在8个月，出生人口200多人。其中违反政策生育的才十几个。”张在福说。但是，记者在当地接触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超生似乎并非虚言。记者以个人了解的情况追问张在福超生夫妻占夫妻总数的百分比。对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统计表格，指着上面“秘密”二字说，“这个我肯定不能跟你说。”

　　百胜镇上超生的儿童今年大多三至四岁，也就是说大都出生于2004年之后。当地育龄妇女向记者解释，“2004年之前，每三个月做一次妇检，在外打工的都要寄体检表格回来。在街上查大肚子的。2004年之后就没人管了么。”虽然张在福强调目前仍有季度妇检，但他也承认，“如果妇女不去参加，我们没办法强制。”

　　2004年之前，与大陆大多数农村一样，百胜镇针对计划生育一直有着严格的措施。“查孕查环，牵猪赶羊。”任当地计生办主任已六七年的刘小锋说。那时候，在每次妇检前一天，由生产队队长将通知单发放到每一户育龄夫妇家中，第二天，这些育龄妇女必须拿着通知单到镇上的卫生院体检，以证明没有怀二胎或者私自“摘环”。“必须得有了医院的妇检登记才能过得了关。”镇上的妇女们说。彼时，刘小锋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每天的工作是“下乡找大肚子”。然后用各种方式让这些妇女到医院把二胎做掉，或者让一些已生过一胎的妇女装上节育环。每天盯着妇女的肚子让三十岁的刘小锋“很不好意思”。2004年前后，涪陵区为打造重庆优质服务先进区，要求计生工作人员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服务”。刘小锋的工作从“孕后牵猪赶羊”变为“孕前宣传和独生子女奖励”。现在，刘小锋手下有大约6个工作人员，而每村都有一名计生专干。这些人员负责对育龄妇女进行计生宣传。但是这样的宣传会议，很多村民因在外打工而无法参与。不再强迫上环和堕胎的“软”方式在当地村民看来似乎意味着政府对于二胎的默许。“我们家住在镇政府对面么，我老婆怀二胎的时候每天大着肚子从门口过，都没人管么。”一位村民对记者说。据此，当地村民坚定地认为“要管就在大肚子的时候管，现在等生了再罚款，就是计生办想要钱”。

　　而刘小锋对这样的猜测嗤之以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收的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我们的工资、独生子女奖励和节育手术费用都来自上面预算，去年有50万。收支两条线，罚款不可能有提留。”有村民向记者表示，他们所缴的社会抚养费出现过缴纳两万只开一万发票的情况。而刘小锋称“如若情况属实，一定处理”。在计生办要求提供当事人姓名的要求下，这些村民再不露面。

　　在计生工作由“硬”向“软”转变方式的前后，百胜镇开始落实合并村镇减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当地生产队进行二合一，队长由两人变为一人成为常态。工作量的增大伴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让基层管理者难以招架。计生工作最为严格的时期，新生儿上户口必须出具计生办的证明，而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子女难以入户。随着村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上级部门对于依法行政的强调，当地派出所不再与计生办“联动”。超生子女入户后，父母逐渐把社会抚养费抛诸脑后。经济危机发生后，在外打工的很多村民陆续回到镇上，当地计生部门开始对2000年以后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家庭进行征收。而每年5月到8月都是当地计生工作的大力宣传月。所以，挤兑事件发生前后一周时间，大量超生家庭收到征收通知。

　　在刘小锋看来，这次对张文贵账户进行强制冻结和划拨有“积极作用”，“之前从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这样可以让大家知道，不缴社会抚养费可以这样强制执行。”刘小锋对记者说，“这几天已经有人主动来缴了。”

　　挤兑事件平息之后，镇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除了银行门口张贴的通告之外，这场风波在表面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张文贵准备“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回温州打工”。

　　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村民都表示，“钱是不会再存在那个银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