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太之死与他们的归宿

　　老人越来越多。自1979年，上海在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它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这些年里，社会学家设计出各式的养老模式：社区自助，购买社工……

　　据金光新村居委会介绍，这里在2005年实施了独居老人平安报告制度，小区居委会41位独居老人都有助老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金光新村居委会书记陈华菊说，这些举措很难和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趋势抗衡。“世博”临近了，陈华菊最近忙得团团转，搞综合整治，学文明礼仪，交通文明岗。偏偏出了“胡老太白骨事件”，她得频频和媒体打交道，烦得不行。

　　陈华菊不认为居委会对胡老太之死负有责任，“我们小区里空房子很多，我不可能每一个都打开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死人”，“在独居老人身上挂个监视器，我们随时随地看到他们的行动，连老太太的隐私都看得到，我们可以做吗？”

　　她反复强调，胡建玲生于1947年7月，过世时不满60岁，够不上“独居老人”。

　　陈华菊说，从2003年7月丈夫过世后，胡建玲觉得害怕，“再也没有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一天”，只是偶尔回来拿东西。至于拖欠的物业费，“我们这里不交物业管理费的多得是。”

　　在陈华菊看来，悲剧更多地源自胡老太“做人失败”。“她喜欢说大话”，“她居无定所的，我们关心不到啊！”

　　邻居们的说法与陈华菊不尽相同。一位老邻居证实，胡建玲过去几年的的确确住在这里。何况，她还是176楼的楼组长，每年要开好几次会的。

　　胡建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陈进荣，于1998年搬进金光新村。那会儿，这里完全是一片乡下景象，草长得过人高，大个儿的蚊子扑面而来。

　　这个小区是浦东新区一处大型的回迁房工程，安置着从淮海路、八佰伴、城隍庙等黄金地段搬迁的2000多户上海居民。院子里多是老年人，三三两两一边运动一边聊天的老人，弓着背来回踱步的老人，太阳底下坐着织毛衣的老人。

　　在大都市的急速发展中，他们被集体动迁到城市边缘的某处，然后生老病死。子女或者和他们分巢而居，或者终日奔碌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像一群群迁徙的候鸟。

　　2003年，陈进荣死于癌症。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胡建玲便让邻居老王家的何姓保姆住在屋里，她自己基本“不沾家”。一年后，她借故说自己要回来住，让保姆搬走了。

　　“她很精明，很会赚钱。”老王说。院子里的人，大多对身边这位精明的生意人有些抵触，也有人认可她，觉得商业社会，能赚钱就是本事。

　　老王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戴一副老花镜。他身体不太好，有时坐上一会儿就突然用力喘气。老伴过世后，他一直独居在光线晦涩的屋子里。对于“小胡”的死，他难受了几天，不过这把年纪的人容易把事情看淡，叹息一番也就算了。

　　而他和附近好几位真正意义的独居老人，并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志愿者”，也没听过结对子扶助这回事情。关爱老人，这口号对他们而言还有些遥远。

　　单身的高老太太今年80岁，她说自己的岁数比上海解放的时间还长。干瘦的身材，短发，爱穿一件白底黑花的婆仔衫。

　　她波澜不惊地说起胡建玲的孤独终老，好像有一天，那也是她的归宿。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已经进了老人院，二儿子44岁，就住在对面那栋楼里。她还记得生二儿子的时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点和儿子一起死去。

　　现在，熬过了苦日子，却也迎来了孤独。儿子家离她只有几分钟的路，但难得来见她一次。除了频频来访的推销者，几乎没有人会敲她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