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讨薪遇挫
“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
5月27日的跳楼讨薪开场后,章和进感觉有些不妙。
他打完报料电话后,来了一辆警车,“一名警察下了车,问围观的农民工苏五能怎么回事,然后说了句‘跳啥子楼,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就钻回车里走了。”
这是章和进没有预想到的局面。
他让同来讨薪的苏五能给苏幼能打电话,让他们下楼。苏幼能拒绝了,“我干了两年的活,一分钱都没拿到,今天不给钱,我就不下去”。
下午1点,风大雨疾,楼顶的苏幼能等5名农民工,已经坚持了4个小时。
章和进感觉紧张,“打电话都不下来,一不小心失足,肯定会出人命,如果他们出事了,我肯定脱不了干系。”
他说当时自己掉了眼泪,为楼上的农民工,也为自己。
最后在章和进和苏五能的苦苦劝说下,苏幼能等人才下楼。
东西湖区信访办的人带走了章和进和苏五能,后来告诉他们,问题正在解决中,回家等消息吧。
“到现在,还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6月5日,苏五能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提及当天的讨薪失败,“跳楼越来越多,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除非真的会出人命”。
他又假设,如果自己是苏五能,身背着6万多的债务,“我不选20层,我选2楼跳下来,反正又摔不死,那样的影响就不一样了,事情肯定会引起关注,顶多腿折了,一两千就能治好了”。
“什么叫跳楼秀”
章和进觉得,农民工在拿命来讨回自己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感觉委屈
虽然这次没成功,但章和进的知名度更高了。
5月28日,武汉当地媒体报道,章和进承认自己自2007年以来,策划多起农民工“跳楼讨薪”,他也被称“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至今,章和进还对报道他的记者耿耿于怀,“电话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我组织导演了9次民工跳楼,5次成功,4次失败。但实际上,我只组织了5次,只有最后一次失败了。结果他对我录音了,还写了出来,现在我不敢乱说了”。
他承认,之所以多说了自己的“导演”业绩,是为了让记者报道,“不说多些,他不会重视我,不会报道我的”。
在章和进看来,多报道,“会让那些包工头觉得我认识很多记者,如果我被欺负了,可以找记者曝光,他们就不敢拖欠我工资了”。
网友一度将章和进与“把讨薪人陈富超推下桥的广州老伯”相比较。
章和进说,如果他是陈富超,就会主动从桥上跳下来,反正下面有气垫,这样一不会形成太长的交通拥堵,二可以真正引起关注,能解决问题,“理智上,我能理解那推人的老伯,但感情上,我接受不了,毕竟讨薪的农民工很可怜,需要很多人的同情”。
那自己“导演”跳楼讨薪的行为呢?
章和进曾多次希望记者能帮他联系一个律师,咨询一下自己是否构成违法犯罪,“我其实不怕拘留,毕竟我没有杀人放火,结果也没有人伤亡,而且是那些农民工主动来找我帮助讨薪的”。
听到有人说他是在策划“跳楼秀”,欺骗政府和公众,章和进有些气愤,“什么叫跳楼秀,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辛苦一年却领不回一分钱工资,求助无门,你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拿命来讨回我们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让我们农民工觉得委屈”。
在沈右荣看来,章和进归根结底还是一名农民工,“他只是在用他打工生涯所积累的江湖智慧,来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
“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章和进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汉口唐家墩一条狭窄的巷子里,穿过一片片果皮、炉渣垃圾,就是章和进的住处。
10平米大小的出租屋,白天需要开灯,才能看清屋内,一台二手的电视机是小屋里最显眼的摆设。章和进约记者一起出去吃饭。
三个菜,一共45元。已站起身的章和进,开始不停搓手,脸涨得通红。
记者立即将钱付掉,说下次吧。
“一直你请我,我不能欠你的”,章和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何燕说,章和进当天身上只有20块钱,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他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章和进的三婶觉得章和进傻,别人打工都挣钱,他打工10多年,家人还要帮着他还债,大包工头拖欠他工资,他自己借钱来还其他工人的工资,别人能失踪,能拖欠,“你为啥不能呢?”
自2001年以来,章和进说,他一共被拖欠了7万多工资,没法兑现给工友,“这些钱我每年都在还,现在还剩下4千多”。
引起公众关注后,章和进开始变得谨慎。
6月3日,他和记者初次见面时,接过记者的名片说,“和你们记者说话可要小心呢,我知道你在录音,乱写我要告你呢,你要把我写得有深度啊”。
章和进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去哪儿打工,都能按时发工钱,“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出名以后准备做什么呢?
做什么都行,只要干活给工钱,干什么都成,最后他试探着问,“兄弟,你们报道我时,能不能问问有没有人帮我找个工作啊?”(本报记者 黄玉浩 武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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