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之路

　　傅家坡“跳楼”事件让章俊在农民工圈子里出名了。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实现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讨薪之路。并且，带着钱，回家过年了。

　　于是，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有了一个26岁的新女友，在新女友眼中，他聪明、善良、乐于助人。

　　但他仍然住在那间潮湿的小房子里，只有8平米，没有地方晾衣服，也没有单独的洗手间。一个月130元房租，加水电费一共150元。他说，“我也是靠打工赚钱啊，又不是专门跳楼讨钱的。”

　　只是来这间小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从这些人口中，章俊掌握到的信息是——“武汉跑账的老板至少有十几个，加起来欠的账至少有五六百万。”他喜欢结交农民工朋友，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还可以东山再起的话，还可以叫这些朋友过来帮忙。”

　　这些农民工朋友常常会遇到和章俊相同的问题——要不到钱。尤其像他这样的“小包”，就更难做了，他们上有“大包”，下有农民工兄弟。老板卷钱跑了，农民工兄弟又不能不吃饭。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5月，武汉市清欠办就规定，“农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到本人，并且按月结算。施工企业如有隐瞒事实或有意克扣工资者，处以2000～2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章俊看来，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很多农民工对包工头都很信任，连欠条都不打。”而这也成为日后维权异常艰难的原因。

　　章俊“不得不”又“导演”了几次“跳楼讨薪”。他总结出的程序是：首先，去找欠账公司，了解情况。其次，挑选合适的日子，最好是节假日之前。然后，召集讨钱的人，声势越大越好。地点是不用挑选的，谁欠钱就到那个楼上跳。只有这样，公司才会出面，便于现场解决问题。

　　最后，是现场的分工协作，几个人去跳楼，最好不少于5人；其余的人在楼下接应，偶尔还会打出标语。

　　然后，找人给媒体、劳动局打电话，有时给110打电话。

　　另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更高效的手段，直接给市长热线打电话。

　　章俊说，站在地上的感觉和站在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会为楼顶上的兄弟们担心，不让他们搞得太危险；他也只给媒体打电话，不再亲自拨打110，因为他怕自己违法被抓走。

　　他甚至开始预计后果——在半个月之前的一场“跳楼秀”中，他提醒大家要做好被拘留15天的准备，因为跳楼的地方太繁华了，“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

　　但要是能讨回几万块钱，即使被拘留15天，他也愿意。在他的印象中，武汉从没有拘留过跳楼的人，因为“警察也同情农民工”。最终，这场“跳楼秀”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

　　农民工拿到了工钱，公安局对每个农民工罚款100元。“本来是要罚200元的，但他们太可怜了，就只罚了100元。那些农民工还挺配合处罚的，比我预想的要轻一些。”章俊说。

　　之后，他对媒体的理解，也越加深刻。他很清楚当地的几家报纸是什么风格，还知道“房地产养活报纸”，而他们“跳楼”又常涉及到建筑行业，所以一些媒体就不会出面，或者稿件被“公关”掉，他也觉得“可以理解，只要把钱要回来就行”。

　　他总结自己导演的几次“跳楼讨薪”：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导演”成名了

　　章俊的名声在武汉的民工圈子中越来越大。2008年5月，又一场“讨薪跳楼”在酝酿。

　　苏五能，与章俊相识于朋友的生日会上。两人交情甚好。陈天兵，和苏五能一起干活的另一个“小包”。

　　此三人，因为一起拖欠款团结在了一起。欠钱的是东西湖的“将军花园”。这个小区早已交付使用，商品房均已经销售出去，一楼的门面也开得红红火火，但他们的工钱，迟迟没有拿到。

　　他们同样用尽了各种方式——劳动部门、法院，陈天兵还跑到“大包”家里去找了十多次。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最终，一切按照章俊的“套路”进行：一、苏五能带章俊去公司了解情况，但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二、时间：选择在5月27日——端午节前一天。三、地点：就在“将军花园”D区8号楼。四、人物：三个“小包”各带了十余人。五、分工：5人上楼，其余人在楼下围观。章俊给媒体打电话，其他人给劳动局和有关部门打电话。

　　章俊回忆，他当时只对苏五能说了一句话，农民工就上去了。那句话是，“你按照我那个方法搞啊，跳楼引起人们关注，我去找记者来。”

　　苏五能则说：“是他们自己要上去的。我一直喊他们下来，他们不听。说不给个说法不下来。”

　　一切也似乎都在按照章俊的设想进行。媒体到了、民警到了、房地产商到了……劳动部门答应他们认真调查此事之后，他们从楼顶上走下来。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现场，记者们又一次看到了章俊。在他们的记忆中，章俊总是出现在跳楼讨薪的现场，也总是给报纸报料，是个“熟人”。记者的敏锐让他捕捉到了异样的气息。他们感觉，眼前这个人可能是跳楼讨薪的幕后策划人。

　　让章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记者这次的报道对象，从跳楼的农民工转向了他本人。

　　第二天，《长江商报》的头版新闻是——《男子导演9起民工集体跳楼秀，5次成功讨回钱》。章俊上午9点多买到了报纸，他说，“看得我头皮发麻。这次玩大了。”但苏五能安慰他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讨钱时心里才踏实。”

　　11点多，章俊陆续接到100多家媒体的电话。“媒体真的好快啊！说希望采访一下，我那个时候不敢接受。”

　　“这次闹这么大，搞得我自己还蛮害怕，吓得我都不敢开手机了。一个蛮普通的人，突然一下，你说这么多媒体，突然找你，你说这个感觉……你们都蛮大的影响力，我本来是蛮喜欢看新闻的，听说你来找我，我心里发毛啊……”在本刊记者预约采访时，他不断要求匿名。见面前五分钟，他给记者电话说，“你不许给我拍照和摄像啊，不然我不来了。”

　　在采访过程中，章俊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期间，他几次收到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采访邀请。他时不时地问记者，“你说我到底去不去呢？要是去了，你说会有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问题吗？”

　　他又问，“你们杂志的影响也挺大的吧，温总理能看到吗？以前他就帮那个熊德明的老公讨回了工钱。”

　　他还问，“你说以后要是还有人要我帮他们这个忙，我该怎么办呢？”

　　稍许，他又自言自语，“毕竟我没杀人没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