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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跳楼讨薪”让章俊在民工圈子里出了名，他总结说：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文/王婧(发自武汉)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见到记者的第一时间，章俊(化名)就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抱怨地说：“你看我的手，我也是农民工，也要做事，我怎么可能是导演呢？导演有这样的手吗？”

　　走投无路

　　章俊第一次走绝路是在2007年底，当时，两年前的3万余元工钱仍然没有讨回。

　　虽然是泥工出身，和几个工友一起爬到武汉中南路一栋20层高的楼上，章俊还是一阵眩晕。

　　站在楼顶，他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这笔钱，他已经讨了快两年。

　　1995年，章俊从孝感来到了武汉。当了两年厨师之后他开始转行做泥工，然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2004年，章俊觉得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一直到现在。

　　他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他手下民工的工资已经被上一级的“大包”拿去赌博了。“大包”告诉他，到年关就会有钱，过小年的时候给。然而等到小年，章俊再给“大包”打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

　　因为害怕面对那些曾经一起做事的老乡，这一年，章俊没有回家过年。

　　此后一年时间，章俊就在不停地找“大包”要钱，每次讨回一点点。

　　眼见着又是一年年关，章俊仍然有3万余元的钱没有讨回。他不再相信“到年关就会有钱”的话。他已决定，“讨不到钱，就跳楼算了”。

　　2007年，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无钱、无房，俨然光棍一条。女儿由妻子抚养——女儿长到4岁，陪她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妻离子散，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章俊看见楼下围观的人群在慢慢聚集，他在20层楼的楼顶上，给110拨了电话。

　　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让他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但章俊坚持着，拿不到钱，坚决不下来。他甚至慢慢坐到更加危险的地方。低头看，下面已经铺好了气垫，但他不知道，如果真的跳下去，能不能跳到气垫上。毕竟，这是30层，太高了。

　　欠钱的“大包”最终出现了，当场结清了他们的欠款。

　　从楼顶下来的时候，章俊颇多感慨。此前为了讨回这笔钱，他找过武汉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回复，让他找区劳动局。他又去了区劳动局，区劳动局回复说，他应该去找到这个“大包”，当然，还可以上法院告他。

　　章俊找不到“大包”，即使找到了，去法院告状，把钱讨回来，也要好几个月，回家过年的愿望就会泡汤。此外，章俊很清楚，这笔钱，如果再拖几个月，就已经过了法律上的民事诉讼两年的有效期。那时候，即便是打官司，也很难解决问题了。

　　章俊没有想到，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居然能够成功地讨到这笔钱，而且是当场解决问题。这显然比找劳动部门和法院来得更快更有效。

　　“不见钱就不下来”

　　离第一次“跳楼”仅仅一个月，章俊在武汉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再一次“预备跳楼”。

　　这一次，章俊比上一次轻松多了，也不再抱有“讨不到钱就跳”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工程只欠了他4000多，另一方面，这次他主要是来帮助几个朋友，通过跳楼的方式讨薪。

　　时值2008年雪灾，武汉成为“冻城”。大雪阻滞了春运，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人山人海。1月21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曾经在这里干活的50多个农民工一起来到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

　　与上一次相似，他们的工钱也是被“大包”卷跑了。

　　章俊和4个工友爬上了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楼顶——脚下是他们2006年亲手改建而成的国家一级AAA车站。其余的工友，在下面围观。

　　随后，章俊拿出手机给武汉各大媒体 “爆料”。《长江商报》的记者沈右荣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看到“5名农民工坐在楼顶的围墙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

　　同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的，还有110。他们也接到了章俊的“报警”。

　　章俊坚持着“不见钱就不下来”的原则，任凭民警如何劝说，他仍然不为所动。但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几个小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章俊觉得，冻生病了也不划算。后来，为首的一位民警押下了警官证，向章俊保证，一定帮他们把问题解决。

　　时至今日，章俊对这个细节依然记忆深刻，并且“特别感动”。这让他认识到，这些民警是极度真诚并且值得信任的。

　　章俊带着几个工友从楼顶上下来。他的心里是忐忑的——欠他们钱的“大包”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他们也没有能够现场就拿到钱。他们拿到的，只是一张警官证和民警的承诺。

　　让章俊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两天后，这几十个农民工顺利地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共计6.8万元。章俊曾经以为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因为甲方已经和他们的“大包”把工资结算清楚，但“大包”也找不到了。后来他才得知，这笔钱是由甲方——湖北省客运集团支付的。他也据此评价，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很有权力”，因为他们可以责成公司预付“大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事实上，2003年，湖北省就率先在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行业推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规定，一旦企业拖欠、克扣职工工资，劳动保障部门核实后，可从保证金中垫付。

　　甲方付钱的时候，还特意让农民工们写了一封大大的感谢信，“大意是感谢甲方支付工资，让农民工回家过年”。

　　此外，章俊还得到了《长江商报》的线索费。当天的报纸上注明——“线索提供者章先生，线索费 50元”。

　　等章俊在家里过完年再返回武汉后，他听说，因为媒体的报道，傅家坡“跳楼”事件引发了国务院的关注。随后，武汉市建委查处了欠他们钱的“鼎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它是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另外，承包人也因此被逐出武汉建筑市场。这是武汉市第一次对个人发出的“禁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