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警、律双方同时提供有效信息，令公众知情权获得充分满足，由法院做最终裁断。一方姿态得当，措施得力，就可赢得主动，令提供错误信息的一方无话可说。而任何一方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任链条的断裂。

　　挺身抗暴，愤而杀人，这是公众为邓玉娇抱不平的主因。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也导致人们诟病当地警方的作为。5月23日，风波再起，先期介入的两位律师，突遭邓玉娇母亲解除委托，而这一消息，却偏偏由当地官方公布。上述变故，也使这一事件变得愈加复杂。

　　凡嫌疑人被羁押的刑事案件，除非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相关信息只能通过警方或律师释放。在互联网时代，释放信息是争取支持、博取信任的过程，也是争夺同情、激起舆论的过程。很多网民想借此过“法官”瘾，但供裁断的“事实”，其实都由警方或会见律师提供。

　　上述两方，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同时提供有效信息，令公众知情权获得充分满足，由法院来做最终裁断。一方姿态得当，措施得力，就可赢得主动，令提供错误信息的一方无话可说。而任何一方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信任链条的断裂。及至目前，邓玉娇案中的警方、律师表现，都不令人满意，一方说法变幻腾挪，玩起文字游戏；一方先玩抹黑，再做煽情，将事件牵入“阴谋论”。出现这样的结果，颇值得双方反思。

　　先谈律师。路见不平，仗义相助，本是好事。既然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律师的本分，在于尽己之力，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当事人权益。具体包括：配合警方，保证邓玉娇受到中立、公正、专业的精神鉴定；在会见时，告知邓玉娇享有的合法权利，解释其涉嫌的罪名，如果她被拘留前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代理她申诉、控告；了解案发经过，适时与警方沟通疑点，为将来调查取证做准备；时机成熟时，争取以邓玉娇不具人身危险性为由，申请取保候审，解除羁押。

　　可人们看到的，却远非如此，或吟诗作赋，或相拥痛哭，会见之后，又迅速推出“性侵犯说”，令公众哗然，纷纷质疑警方取证不力，甚至以为家属因受压力，才毁了关键证据。前头说人家“遭受性侵害”，被解除委托后，却发布声明说媒体做“不实报道”，称“性侵犯”只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强奸未遂”。问题是，连没学过法律的读者，事先都知道被刺死的官员涉嫌强奸未遂，何必先换个说法哗众取宠，之后又自辟其谣？

　　再说当地官方。既然邓玉娇的母亲觉得两名律师不合适，并提出解除委托，就应由邓母对媒体释放这一信息，官方来宣布，大约是想证明自己信息灵通，还是又想把“阴谋论”扣到自己身上？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公众对警、律双方的信任链条同时断裂，将意味着公众对司法途径失去信任。司法衰则私力报复兴，这也是法律的悲哀。

　　从法律上讲，邓玉娇案的关键，并不在于词语的闪挪腾移，而是对事实的深入发现。如果司法精神鉴定证明邓玉娇当时失去自控能力，警方应立刻依法放人。如果现场勘查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证明被害人欲行不轨，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同样可认定其无罪。

　　当然，如果最终事实证明，邓玉娇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的假想防卫，即误以为被害人欲“性侵犯”，则她应在适当范围内承担刑责。假想只具备假想的意义，若想令各类“阴谋论”彻底终止，警、律双方就必须恪遵职业准则，以对公众、对法律负责任的态度，发现更多的真相，并如实提供给最终裁断者。

　　□夏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