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韩国朋友们，都很困难

　　南湖菜市场，是望京最大的农贸市场，里边的东西花样多，档次高。像海鲜，就有活鲍鱼、帝王蟹之类。榴莲、山竹、血橙、加拿大樱桃等高档水果，也应有尽有。这个菜市场最大的特色是，韩国人做饭的食材，里边都能买到。

　　“姨姨家”泡菜店，是市场里最有名、开业最早的泡菜店之一。老板娘叫金银婵，是个韩国人，早年从事铁人三项运动，现在天天晚上游泳，身体壮实。她穿了件桃红色T恤，涂桃红色口红，理短发。负责站柜台的是俩女店员，个矮的是朝鲜族人，个高的是河南人。

　　金银婵以前住在韩国首尔，2001年，因为儿子读书，一家三口来到北京。闲在家里太闷了，南湖市场一开，她就租了个摊位卖泡菜，如今已8年。

　　“我做的泡菜，干净、好吃，你也尝尝。”金银婵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接着，她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的小店有名的，他们都喜欢我(的泡菜)。”“别看我的店，才十几平方米，但是很有名的，韩国国家电视台KBS，都来采访过。”她反反复复地夸赞着自己的小泡菜店。

　　“姨姨家”有自己的泡菜加工场，雇了8个人每天做泡菜。刚开店时，客人少，后来越来越多。朝鲜族店员说：“我们的泡菜好吃，跟别家不一样，原因是用的调料都是从韩国来的，像盐啦辣椒面啦，水用的是矿泉水。盐吧，咱们的盐有点苦，他们的盐不苦。做的都是泡菜，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尝尝！”

　　每天关店后，金银婵都要去泡菜加工厂，亲自兑料、调料。放多少盐，抓多少辣椒面，由她一手掌握。金银婵认为做泡菜最重要的一条是“诚心”。韩国人做泡菜有这么一说：“味道都在手尖上”。朝鲜族店员解释道：“像咱，都是用筷子拌菜，他们做泡菜全靠手抓，这样拌得匀，能出来味道。泡菜的味道全靠手抓出来。”

　　中午刚过，泡菜店里客人稀少，偶尔来的几个，也是老板娘的朋友，坐下聊天喝咖啡。除了各种小菜，“姨姨家”还卖从韩国进口的调料、干鱼、咖啡等食品。一个女人进来抓了一把小鱼，喜欢地说：你看这小银鱼，多干净，多整呵！有头有尾，银白银白的。

　　站在货架前，金银婵指指点点地介绍道：“一般中国人，韩国泡菜喜欢，韩国调料喜欢，像大酱、辣酱、烤肉酱、咖啡都喜欢。”她还说，来买东西的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中国人进来了，东张西望，拿样东西，翻来覆去地看，问来问去，买的时候显得犹豫。韩国人进门后，直奔要买的东西跟前，拿上货，交了钱就走。

　　一下午，没有一个韩国人是来买泡菜的，反而是中国人，一会儿进来一个地买。有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一下子买了50多元钱的泡菜，一大塑料袋。他讲：“姨姨家”的泡菜正宗，比超市里的新鲜。买50元钱，能吃一个月。“辣白菜炒五花肉，超好吃！”

　　问及卖泡菜，一年果真能挣三四十万元吗？朝鲜族店员一听，马上“叽里咕噜”地翻译过去了。金银婵听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我们员工多，开销大，挣得多，花得也多。”天天站柜台的河南店员小声地说：好的时候，一天卖一千块钱，轻松得很！

　　“现在差了。”金银婵叹息道，“韩国人都回国了，我们的客户，至少走了三分之一，营业额少了一半。”她接着讲，好在中国人越来越多，所以生意还行，能挣钱。

　　金银婵是教会唱诗班的班长，每周日做礼拜。现在，每次做礼拜，她都发现人又少了。“我的韩国朋友们，都很困难。每个星期都有人回韩国，十个十个地走。”

　　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中国人也难挣钱啊

　　李明哲开的店，叫“豚玛露”，在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之间，临大街，店在二楼。“豚”为小猪，“玛露”在韩语里是“地板”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

　　“豚玛露”是家地道的韩式餐厅，客人进门后，脱鞋上地台，席地而坐用餐。卖的是韩式火锅，还有肘子、包肉、酱汤。这里从服务员到厨师，都是中国人，除了老板李明哲。他来北京已经13年了，先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烹饪系，现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念研究生，读旅游企业管理。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回店里，在菜味上把关。

　　2002年，李明哲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实习时，遇见了他的中国太太。俩人同在这家饭店实习，一个在餐厅，一个在厨房。现在儿子都5岁了。“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得有个稳定的收入，而且我也想边干边学，做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事。更主要的是，我对北京奥运会，抱了太大希望。”2008年5月，李明哲开起了“豚玛露”。

　　“豚玛露”的前身，也是家韩餐馆，由一个朝鲜族人开的，卖脊骨土豆汤，因为不对韩国人的口味，生意一直不好。但李明哲很有信心，来中国前，他在首尔一家五星级饭店的餐厅干了7年。

　　他在北京劲松、五道口、北苑等地儿住过，开店选址，他还是选在望京。“我仔细考察过，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是韩国人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的‘豚玛露’选在了三区和四区之间，又靠马路，人流量大。”当时是奥运会前，正是房租最贵的时候，店的转让费就有40万元，加上简单装修、做广告、交房租押金等，李明哲花了差不多60万元。

　　“朋友都说我，成本太高了。但是，我对奥运会期望更高。”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都给李明哲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那像是整个国家的转折点，不光是生活环境，人的文明素质改变了，餐饮旅游业，也一下蹦上了个新台阶。“饭馆很火暴，世界杯的时候，进一个球，餐厅就免费送一桌客人一瓶酒，真热闹。”

　　结果，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餐厅的客人，反而比以前还少。过了奥运会，韩国人多了，生意又慢慢好起来。火的时候，晚上全满，后来的人要在门口等着。整个二楼一共四家餐厅，家家生意都好，到了晚上，吵吵闹闹的。

　　然而好日子太短暂。现在，“豚玛露”对门的餐厅，黑着灯，锁着门，已经倒闭。隔壁两家虽在营业，但是个个赔钱。

　　“对门那家是烤五花肉的，关门了。左边这家卖炒年糕，右边卖烤肉，生意都不好，亏损经营。卖烤肉这家，一个月房租就要6万，早就受不了了。想转让，但没人敢接。”

　　李明哲最大的压力就是每个月的房租。“太贵了，一个月3万块。虽然房东主动降价，一个季度8万块，但现在生意太差，所以，还是很贵，压力很大。”

　　作为一个正念旅游企业管理的研究生，李明哲很喜欢搞调研，自己设计问卷，实地踏查，到处走访。他很关注望京的房租问题，觉得很复杂。“我们很少能跟房子主人签合同。有一手房东、二手房东，中间还有中介公司，房子转一次两次，租金就被抬起来了。”他希望能有人管理一下，或者借鉴一下韩国式租房办法。如果房租问题能解决，那做生意的韩国人，压力就轻多了。

　　“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中国人也难挣钱呵。”

　　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

　　去年10月，李明哲感觉到金融危机来了。“韩元在慢慢贬值，最厉害的时候，1块人民币，能换到240韩元了。也就是说，3000块人民币的房租，一下变成6000块了。吃的也贵，学费也贵，生活压力太大。所以，好多人撑不下去，只能回国。留下来的人，日子也很困难。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太大了。”

　　因为韩元贬值的原因，他说现在一份汤，在韩国吃的话是3万韩元，在他这里吃，差不多要5万韩元。一个菜，在韩国吃要5000韩元，他这里，折算下来将近一万韩元，比韩国贵了近一倍。所以，韩国人不来“豚玛露”吃了。

　　假如李明哲现在在中国挣到钱，再汇回韩国，就等于挣了两倍的钱。问题是，他根本挣不到钱，是赔钱经营。房租是按季付的，上个月刚交了钱，一共是8万元，亏空两万多。

　　“房租是我最大的问题，‘豚玛露’现在一直在亏，而且亏得越来越厉害，下个季度的房租，我都不知要到哪里筹钱。”李明哲如今又不能不干，否则，他投入的60万元钱，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损失更大。

　　“只能坚持！我们留下来的人都这样说。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他在菜上改改，更实惠便宜，吸引更多的客人。一家四口来吃的话，点一个火锅，再加赠送的小菜，就够了。李明哲改变了经营战略，以前韩国客人占80%，现在只占40%，中国的回头客慢慢多了。他说在望京，餐饮这个行业竞争很厉害。有的老手，甚至这样干：一道菜成本是30元，他只卖25元，赔本经营，吸引客人，天天人满，给人生意火暴的印象。坚持几个月后，把店转给不熟悉这行的新手，从转让费上赚钱。

　　李明哲叹了一口气，说道：“金融危机让我改变了很多。”以前，他大吃大喝，大手大脚。突然经济危机了，手上一点现金也没有，如今得想办法省钱。过去，他每周都跟朋友聚会，喝酒聊天儿，三百五百地花，金融危机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现在，他少喝酒、少聚会、不去歌厅、不打高尔夫球。他家辞了保姆，请了小时工，每天也只做两小时。能不开车尽量不开，省油钱。

　　韩元贬值前，从韩国拿点钱过来消费，可以在望京过得很舒服。物价便宜，想吃什么吃什么，即使不懂中文也能生活，门店标志牌都有韩文，还有很多朝鲜族人，韩国商品处处可以买到。这样的望京，总让李明哲有回家的感觉。

　　现在一切都变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困难，大家压力都很大，都快坚持不住了，硬扛着。其实不光是餐饮业，望京的娱乐业也受影响。”

　　要照以前，周日晚上7点，正是生意最火的时间。如今，李明哲回头数了数，“只有6桌，4桌是中国人，两桌是韩国人。”餐厅一共210平方米，18桌。8点刚过，餐厅里一桌客人也没有了。

　　高档的韩餐厅日子更难过，因为房租更贵，装修费更高，倒闭的也多。以前，这类餐厅的主要客户多是韩国大企业、国家企业在北京的驻在员。现在，许多都撤回了韩国，即便没撤的，规模也缩小了，人没留下几个。

　　李明哲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在北京上学，因为学费压力太大，所以离开了中国。但很快，三四个月后他就回来了。这次，他感觉不一样，更厉害，“可能时间也会更长”。

　　这场金融危机，李明哲说学到很多东西，尤其要向中国人学习。“比如学习节俭，手里得留有现金，否则维持不了生活。”而以前，他总是很享受高消费。

　　“望京西园三区、四区，比以前冷清多了。过去走在路上，总是碰见熟人。‘安宁阿塞吆’(韩语‘你好’)，不停地打招呼。现在，走好远，也见不到一个韩国人啦。”

　　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正经历人生艰难时期的李明哲说：“当然很愁。我还在读研究生，要养老婆孩子，下个季度的房租，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借。真希望金融危机快点过去，我要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