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手机报警被学校辞退

　　3月16日16时30分，21岁的范老师在学校丢失一部手机，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还未离校的300名学生通过门卫滞留在学校等待警察。校长知道后，很快将学生放走。民警了解情况后，建议学校次日对学生进行询问。

　　但范老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事发第二天就被学校辞退。

　　21岁的范老师，是乌鲁木齐一所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去年10月，她应聘到乌鲁木齐市鲤鱼山路的星晨小学学前班当老师。

　　星晨小学是一所民办小学。内设学前班和小学1~6年级，在校学生700多人，学生多为农民工子弟。

　　范老师想不通，很是委屈：“学校不说理由就让我结算工资走人，这么随随便便地解聘人，我们的合法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在学校没有任何职务的校长妻子对范老师说“让你别报警你就是不听，现在被学校辞退了”。

　　“难道辞退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报了警？”范老师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公平，也不合法。

　　民办学校教师为何难求一纸合同

　　在乌鲁木齐的民办学校里，遭遇范老师同样命运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

　　某小学的教师刘力群也同样遭受了被辞退的结果。她与范老师所不同的是，她和学校有个“口头协议”。

　　刘力群从2006年8月到2008年12月在一所民办小学担任班主任，同时从事语文教学。学校与刘力群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学校为代课教师缴纳五险一金，按时足额发放月工资800元，代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一切规定认真履行教师职责，在聘用期间如果代课教师找到合适的工作，学校给予一切方便，一切影响和损失由学校承担，公招教师到位后，代课教师离校。

　　刘力群于2008年11月20日告知学校自己怀孕了，需请假3天。学校批准并在3天后安排了另外一个老师接替她的工作，从此刘老师失去了工作岗位，遭辞退，与学校的纠纷由此引发。

　　2008年12月25日，刘力群通过“乌鲁木齐市信访局”的“网上信访”寻求帮助。

　　2009年1月20日，有关部门给予刘力群答复，需要她提供相应的文字证据，因为事先并没有和学校签过书面的协议和合同，有关部门对刘力群的申诉无法认定。刘力群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事情拖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范老师说，《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学校的老师多次和校方交涉，希望能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签。

　　“在这里工作三四年的老师都没有合同，我也不可能一个人跑去找学校签合同。这个学校老师一直都不齐，没什么特殊情况学校是不会随便辞退老师的。”范老师说，“谁知道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乌鲁木齐二宫乡育新小学的一位民办老师也很为难：学校没有和我们签合同，也没有给我们上“三险一金”之类的。学校只是和我们达成了口头上的协议，只要不中途辞职就可以了，一个学期结束后，去留自由。

　　对于教师的去留问题，星辰小学的校长无奈地说：聘用老师的工资待遇基本在700~1000元。很多老师来我们学校只是当作过渡，一有机会就去更好的地方，流动性比较大，我们也没办法。

　　育新小学的邹主任表示，在民办学校中，如果违反协议，提前走人，学校一般也不追究，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打官司，学校与老师间签的合同也只起到了一个相对约束的作用。他表示，对私立学校来说，国家并没有什么补助，学校赢利也不多，如果每来一位老师都给“三险一金”什么的，对于投资办学的人来说负担太重。

　　学校和教师之间缺少沟通，双方把目光盯在效益和工资上，无论是校方还是教师稍有不如意便可能出现分道扬镳的现象，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关系。

　　维权只是“理论上能赢”吗？

　　小范老师被学校辞退后，独自在学校寻找手机无果，只好回到家里待着，心中一直难以平静。

　　“丢手机是因为有个家长来交学费找不到地方，才离开了一会。”范老师说，“手机丢了就够倒霉了，谁知道第二天去就辞退我。理由竟是‘让你别报警，谁让你不听的’。难道一个公民连报警的权利也没有？”

　　身边同事对学校辞退范老师也很惊讶，认为这也有点太随意了。

　　同事告诉范老师，学校没有正当理由随便开除你是不合法的，即使没有劳动合同，也可以证明你和学校的事实劳动关系。

　　听了身边同事和朋友家人的话，范老师也认为应该去积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讨个说法。

　　是到教育主管部门申诉？还是去劳动部门申诉？让她犯了难。虽然自己是老师，但是“民办学校”这个帽子，就让范老师放弃了到教育行政部门寻求帮助的想法。

　　范老师决定去劳动仲裁部门申诉。在误打误撞了三四个地方后才来到劳动仲裁处，工作人员要求取证，以证明自己和学校的劳动关系，以及学校开除自己的原因。

　　劳动仲裁处工作人员告诉她：人证并不能起到很有利的作用，最好是有文字证据。这可难住了范老师，因为自己偷偷拿到的“录音”也被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范老师拿了张仲裁申请表走出了劳动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给的答复一直在她心里打鼓。

　　按劳动仲裁处工作人员的说法，事情和小范的想象差得太远了。小范糊涂了，怎么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一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现如今唯一能证明自己在这学校工作的书面证据就是“签到簿”了，但要想从学校那里拿到“签到薄”根本就不可能。

　　“我现在已经失去工作了，我还要吃饭生活，不能为这事总耗在学校吧？”范老师说，“粗略地算下来，最少也要等三个月，还要时不时地去配合劳动仲裁处的调查工作。”

　　范老师很疑惑：法规、法律是健全的，但是该怎样去操作呢？维权就这么难吗？一位法学老师听了范老师的遭遇后，给她分析：如果进行劳动仲裁，理论上你是能赢的。

　　“‘理论上能赢’”是什么意思？”范老师自言自语道，“再退一步来说，即使我赢了官司，结果呢？打一年官司，学校给我赔一部手机，补一个月工资？这就是我的初衷吗？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在劳动仲裁委员会外徘徊了很久后，范老师挤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廖雪丽 本报记者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