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宇宽

   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

　　有人告诉我，如果想知道真正的儒家文化是什么，不用看中国现在的新儒家，而是从来不把儒家挂在嘴上的茅于轼先生，体现着最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风。

　　最近这次和茅老约见，改了三次时间，80岁的老人，一次是要灾后赶去四川，一次是为了和银行的几位领导商量农村小额贷款，一次是要去富平学校，每次他都显得特别不好意思，来信道歉，但他实在没有办法。80岁高龄还像他这样忙碌的人，恐怕不会很多，而他所忙的都是别人的事情。

　　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茅老正在认真地把各种会议的文件袋子整理得整整齐齐。我问，卖废纸有必要这么仔细吗？他说，不是卖废纸。这些资料很多人都随手扔了，他觉得还有用，每次都搜集起来，给富平学校的学员们，每过一段时间就送去一次。我还见过古稀之年的茅于轼骑着28式自行车去参加会议，在一群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中颇为扎眼，最近两年他被家人和同事勒令禁止再骑自行车了，但对小额贷款、富平学校这样完全没有个人收益的公益事情他还是爱亲力亲为。

　　聊天的两个小时内，大约有10个电话打进来，他都非常客气又认真地说：“真对不起，我这里有客人，我们简短点，一分钟吧。”

　　在我们交流的时候，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女士安静地在一旁倾听，茅老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补充，中间两次起身为我添茶续水，让我很不好意思。尽管创办了第一家公益家政服务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进城就业找门路，茅老自己家里却没有雇保姆，每天的饭菜都是夫人一手打理。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保姆，茅老说：“我太太不愿意指派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分明有些自豪和幸福。

　　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郭宇宽：改革开放30年来，有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救了中国，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贫富差距？比如您说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也是争议比较大的。

　　茅于轼：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相比从前的时代，巨大的进步不言而喻。我想贫富差距是我们非常应该研究的一个社会问题，增进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做的小额扶贫贷款，还有富平学校也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钱有势，钱就是财富，势就是地位。但仔细想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

　　我有个小发现，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也许我们对现状还很不满意，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觉得问题在于：大家对于财富的不平等非常敏感，但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

　　郭宇宽：贫富差距的确会带来不公。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很大程度不能用帕雷托最优来解释。比如原来两个人财富差不多，虽然我的福利增加了，但你忽然财富比我高出几千、几万倍，人作为社会动物就会感到自尊受伤。

　　茅于轼：每个人条件不一样，竞争中自然有优劣。但我想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想举奥运会的例子，一个比赛，全世界挑出尖子去参加，可是冠军只有一个，得到荣誉包括金钱，像刘翔都是千万富翁了，其他人就不值得关注了。那大家还去参加奥运会干吗？在开幕式上，大家都兴高采烈，这好理解，大家都想来得冠军嘛。但我们看到，奥运会闭幕式上，大家照样兴高采烈。人生的意义在参与，不在名次。

　　没有必要仇恨冠军，也没有必要恨富人。要是有人用不正当手段致富，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仇恨整个富人群体。人家富了，就要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要提倡正当致富光荣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