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导致申诉难、取证难

　　三大原因困扰农民工维权

　　记者：此次“水富事件”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农民工患病后，不知道该如何维权。

　　李涛：当农民工患病后，维权难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是地方保护。由于职业病有数年的潜伏期，农民工往往在返乡后才发病，而跨地区的职业病事件调查往往遭遇地方保护，因而阻力重重。二是申诉困难。无论是申请劳动仲裁，还是打官司，都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而农民工患病后往往经济拮据，身体虚弱，很难维护自身权益。三是取证困难。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流动性大，打工地点不固定，无劳动合同、无务工证明、无体检证明，甚至没有任何与企业有劳动关系的证据，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务部门都不愿出面干涉，很难确认职业史和职业接触史。由于无法确立劳动关系，给职业病赔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记者：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李涛：在职业病鉴定中，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本人或所在单位提供职业危害接触史等证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卫生部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专门出台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材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这意味着，即便用工单位不出具证明，只要凭借农民工自述或者工友证明，也能作为职业病鉴定的依据。因此，农民工要注意保存打工证据。例如，很多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一旦离开工厂，什么证据也没有。但是，农民工可以将打工期间的工资条、胸卡或者出入证等留存下来。证件虽小，却可能在将来维权时成为关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