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3月15日这一天临近，总有不少人眼巴巴盼望着央视的3·15晚会，期待着这台晚会再一次扔出“重磅炸弹”，为消费者出一口恶气。早在前几天，就有媒体披露，今年3·15晚会可能会把矛头对准“泄露个人信息的黑链条”，于是人们不免猜想，会不会又有某个行业龙头老大被揪出来，被认定为打造信息泄露黑链条的“黑手”。3·15晚会就像一部年度悬疑大片，把所有消费者的胃口高高吊起，同时也让那些作奸犯科的商家捏了一把冷汗。

　　央视3·15晚会自开办以来，多次制造了打假维权的轰动新闻。从揭露某品牌音响的伪西洋身份，到揭开某名牌地板的身世之谜，从剖析当红艺人的产品代言欺诈，到拉开分众传媒的垃圾短信黑幕，每一次出手，都把隐藏在一个行业里的谎言、虚假、不信、不义公布在世人面前，也把一个苦心经营多年的品牌拎出来接受舆论的拷问。3·15晚会曝光之日，往往也是工商和消协出动之时。由媒体牵头发动的如此打假组合拳，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快淋漓。

　　但痛快归痛快，3·15毕竟只有一天。在扬眉吐气了一天之后，消费者如何在剩下来的漫长时日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就成了一个疑问。或许正是因为3·15晚会给人带来的酣畅感与平时的憋屈感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很多人难免会对3·15晚会的效用提出质疑。它究竟能在何种方式上提高消费者的实际地位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不法商家侵权逐利的野心？与其说这种疑问针对的是3·15晚会本身，倒不如说，它是在提示人们，消费者在维护权益方面的资源是何等匮乏。

　　不法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角力，可以描述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消费者维权的方式和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最早的牛拉豪车过闹市，到后来的网络发帖揭露，从王海式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到媒体和机构对打假的全盘介入，打假维权从早期的个体呼吁向社会的集体发难不断过渡，其力度和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不法商家制假贩假的手段也日趋高明了。如果说早期的制假贩假还带有山寨性质，多是一些无名宵小的零敲碎打，但发展到今天，制假贩假已经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强烈的隐蔽性。假冒伪劣产品往往以新技术的名义悍然问世，继而以周密的包装和宣传推向公众，再佐之以明星或专家的代言推销，其销售和走俏可谓无往而不利。在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乃至违法的系统里，商家拥有信息和资源的绝对优势，他们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主宰行业和市场，甚至能够暂时控制社会对这种不法行为的反应。由此形成的后果是，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不仅侵权隐蔽期较长，受害者数量相对巨大，维权的社会成本也极其高昂。近年来所发生的食品、保健品和药品安全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制假贩假的新走势相对应，消费者的劣势在今天有增无减。在系统性侵权面前，消费者的个体弱小是不言自明的。三聚氰胺污染被大规模披露之前，多少个家庭为结石婴儿奔走呼号，但他们很少得到过正面积极的回应。在其他领域，甚至出现了消费者维权反而债务缠身、乃至身陷囹圄的现象。这样的局面，确实不是一台晚会就能够力挽狂澜的。晚会或许可以很好地解决个案，却很难改变制度性失聪的大形势。而人们也很难要求一台晚会承担起这过于沉重的责任。

　　消费者维权的出路到底何在，相信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一家网站在3·15前夕推出了一项调查，其中问及消费者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会选择以何种方式维权，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与经营者协商”，却只有5.2%的人选择法律诉讼。作为社会公平调节器的法律，它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效用和地位如此低下，或许是所有人都值得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