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实施不到一年，我和助手向40个政府部门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发出了差不多有120个申请，得到了地方政府两个公开，中央政府部门四个公开，比较完备的公开。”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吴君亮博士说。吴君亮由于提出一系列直面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申请，近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我国从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实施以来取得了什么成效？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哪些不足？怎样让《条例》更加规范？3月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举办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学专家参加了会议。

　　一些条款的法律解释还需明确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说，在《条例》实施过程中，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条例》有一些法律上的解释难题，这些解释难题不仅是个体公民碰到的，也是政府部门包括法院都会面临的一些难题。

　　首先就是模糊的“例外”边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例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沈岿说。《条例》提供了三个“例外”：一是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二是国家秘密；三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其次是模糊的适用对象，《条例》明确规定适用对象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单位。沈岿说：“行政机关模糊性还比较弱一点，但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公共事业单位的模糊性非常强。”行政法学界一直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个组织是否包括大学。如果北京大学的学生要申请信息公开，法学楼建设的信息能不能公开？

　　第三是申请者资格也有模糊性。《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有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有关部门有一个实施意见特别提出，如果没有特殊需要，行政机关是有权力不公开信息的。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作用

　　“公开虽然非常美好，但是实施起来有困难，这是各个国家的困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在发言中这样说。

　　程洁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更积极地去处理相关案件，就能够起到促进《条例》更好实施的作用。如果出现政府败诉的情况，政府就有一种反推的效力，或者是一个倒推的机制。政府就会倾向于在下一次遇到申请的时候，公开相关的信息。当政府在行政复议中败诉的时候，政府也愿意改进既有的行为规范，以更加符合信息公开的要求。

　　但是在实践中，政府败诉的情况非常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法院对于行政案件非常谨慎甚至说是保守。行政复议机关反而表现得比较符合常规，一般的行政复议案件当中，有1／3的政府败诉率，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中也大概是1／3。目前，申请信息公开的范围基本集中在土地规划当中，这也是以前矛盾积压的后果。

　　程教授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规范制定得更细致，政府也要转变观念，主动扩大信息公开的范畴，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除此之外，法院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适当地受理和公开审理信息公开案件。

　　公共企事业单位能不能当被告

　　作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项目的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谈到了他在工作中的一些困惑：

　　第一个是受案范围，这涉及到法院口子开多大、门槛有多高的问题。李广宇介绍说，法院列举了九项具体的可以受理的案件，后来通过征求各方意见压缩到五项，后来又增加了两项排除的列举。根据李广宇的观察，学术界普遍呼吁口子要开大，给信息的申请人充分的司法救济，但他感觉这还是有一些理想化。

　　第二个问题是原告的资格。什么样的人能够提起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的程序？“无论是学者还是行政机关的官员，都对原告资格问题很重视，有不少同志建议设定一定的资格。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一条？”李广宇表示他们也在考虑，在原告资格方面，不要设置太多的门槛。

　　第三个问题是告谁的问题，焦点集中在供水、供电、供气等事业单位能不能作为被告。有人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非常密切，如果把这些放在监督的真空下，对民生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看，很多国家把这些组织列在信息公开的范围内，但也有人担心这个步子迈得大了一些，甚至基层法院法官也有不少持反对意见的。

　　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说，由于《条例》实施时间较短，目前还无法作出具体的评估，但是各级部门对实施《条例》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总体成效也比较好，现在大部分市一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能在网上查到。

　　“问题不少，但毕竟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实践都迈开了步伐，只要继续向前迈，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与会者对《条例》的实施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