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看黄静维权一案的结局，实则是一个华硕、黄静与司法机关三输的结局。反思黄静案，其启示有两点：之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之二，是逮捕等强调措施的适用。

　　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日前就海淀区检察院对周成宇、黄静涉嫌敲诈勒索案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请复核：海淀警方认为周成宇、黄静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检察机关应该提起公诉。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慕平近日也对此案发表了看法，认为，公安机关怀疑黄静、周成宇涉嫌敲诈“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目前还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周成宇、黄静案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1月20日《北京青年报》)

　　从法律上看，侦查方提请检察机关对“不起诉决定”复核，虽在制度允许范围之内，但若没有新的证据能够推翻原结论，想要“翻案”几乎不可能。一则检方很难自我否定；二则也出于“司法确定性”的要求，若司法决定朝令夕改，还谈何公正？

　　黄静维权案沸沸扬扬两年多，围绕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争议至今仍未平息。不论这些不同意见孰是孰非，作为受害人的黄静已在看守所度过10个月，作为批捕逮捕的机会，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也对黄静下达了《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和《刑事赔偿决定书》。有报道说检方还在总结对这类争议性案件采取逮捕措施是否合适。

　　站在今天看黄静维权一案的结局，实则是一个华硕、黄静与司法机关三输的结局。华硕输了声名，黄静输了自由，公安与检察机关输了公正。反思黄静案，就应聚焦于如何避免这种三输的局面。

　　反思之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如检方所说的那样，黄静案从常规的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是个非常极端的个例，500万美元的索赔数额“非常离谱”。但如果此案能够循民事的途径来解决，后续的逮捕和赔偿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华硕如果认为黄静的索赔在数额上难以接受，完全可以拒绝并请索赔方到法庭上见，由法院审理之后来决定华硕该不该赔，该赔多少。如果经过依法公正裁决，不管消费者提出什么天价索赔数额，最终的赔付还是法庭说了算。如果黄静不接受司法裁断，而执意要利用媒体公开等手段，对华硕进行攻击。华硕也完全可以依法还击———华硕也可以主动走上法庭。即便公安部门在接到华硕的报案后，也应在对这宗维权进行分析之后，建议双方诉诸民事诉讼。

　　反思之二，是逮捕等强调措施的适用。即便黄静案作为一宗“非常离谱”的维权案例而无法逃脱“敲诈勒索”的嫌疑，侦查机关也没必要坚持对黄静采取审前羁押。依《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换言之，只有在不逮捕就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下，才能对嫌疑人采用羁押。黄静涉嫌的是“敲诈勒索”，而非暴力犯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女子如果取保在家将会对社会构成威胁。事实也证明，羁押黄静执法失当，也让检察机关在黄静被“不起诉”后面临国家赔偿的尴尬。

　　□王刚桥(湖南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