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由“北漂”老孟一手操办的“山寨春晚”正埋头冲刺。这台备受关注的晚会如能顺利实现网络直播，“山寨文化”的狂欢将抵达喧嚣灼人的顶点。

　　2008年至今，“山寨文化”火遍中国，一种单纯的经济行动已经嬗变为无法回避的泛文化现象。最初是“山寨手机”，随后是“山寨明星”、“山寨歌曲”、“山寨电视剧”、“山寨政府网站”、“山寨诺贝尔”、“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文化”以“雷人”姿态对主流文化发起迅猛冲击。

　　“山寨”赢得欢呼，也招来质疑，我们有必要厘清“山寨文化”的红与黑。

　　“山寨”一词最早源于深圳IT业——利用有限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力量模仿品牌手机样式，生产出适用且廉价的新颖手机。随后，以仿造、快速为特征的山寨文化迅速蔓延、泛滥。“山寨”一词有对应于城市、主流、庙堂的乡野、草根和民间之意，既有江湖的豪侠气，又有弱化社会秩序的无赖气。其发轫于广东沿海本身就颇令人玩味——似乎是某种创新或变通文化的投射，它试图在泾渭分明的传统秩序之间找到灰色地带，以柔化规则、消解壁垒，形成某种语词符号上的突破，进而形成文化的突围，以打破规范和不规范的界限，弱化法律的刚性阻碍和制裁。

　　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出现一个文化主题(符号)，以强化和宣泄公众的精神和利益诉求。如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90年代的西北风、下海潮，等等；“山寨”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多元社会对于平民文化的高度归纳，它涵盖了恶搞、颠覆、仿效、解构等民间娱乐模式，最终将一切带有“仿制”烙印的文化行为揽入怀中。眼下公众已经达成某种微妙的默契：不懂“山寨”含义没什么，似乎只要摆出“山寨”的姿态就能获得普通民众的谅解与宽容。

　　在专家们看来，“山寨文化”在2008年的兴起折射出对主流文化的不满和挑战。如山寨版《红楼梦》就表达了网友对新版《红楼梦》的不满——既然你能花那么多钱“糟蹋”名著，凭什么我就不能拿你开涮？至于“山寨”产品，其廉价、实用、更新迅速的特质对平民阶层具有超强的诱惑力。

　　“山寨影视”、“山寨明星”的出现则应视为民众利用名牌栏目的名气和名人形象以表达意见，抒发对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渴望。其间的调侃、幽默、自嘲和反讽充分表达了民众渴望变革的善良情怀，而“恶搞”过头，则因为超越道德限度的恶搞也会遭到公众的讨伐。这些文化现象更应令主流文化警醒——一些堆砌、肤浅的大片或空洞的电视晚会已经无法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了，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精品。

　　也有学者提出“都搞‘山寨’，谁来创新”的隐忧。其实，“山寨”并非创新的天敌，很多“山寨”产品对先进产品的模仿既能加剧“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能推动“山寨”与“庙堂”的竞争，客观上能促进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最终真正走上自主创新、技术发展之路。这种竞争客观上能刺激、纠正固有机制的不健全，促使主流行业对于自己的服务素质、利润空间进行反省。尤其对垄断行业，这种“反抗”对于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定位、便民实用、更新速度和行业调整都是一种推动。

　　但需要看清被“山寨文化”语义所遮蔽的另一面。目前部分打着“山寨”旗号的产品不过是瞒天过海，如仿冒手机、仿冒电视、盗版图书、盗版光碟等，这已经对一些科技、文化品牌的专利和商标也构成严重侵害，岂能借用“山寨文化”就蒙混过关？如果不加大维权的力度，运用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力量进行严厉的打击和约束，“山寨文化”将沦落为低俗文化、违法文化、犯罪文化。

　　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之下，一些非物质产品更需要被严格保护。眼下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产权的观念远未全面树立，“山寨文化”的蓬勃兴起，从一个新角度对此提出了警示。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取材民间的二度创作如何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山寨文化”正在灰色地带上获得了生存空间，我们不妨把它的妖冶张扬当作对新的法律法规的大声呼唤。

　　“山寨”对主流构成威胁了吗？专家们更愿意将它视为良性的亚文化，可以从法律、道德、文化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其展开充分研究；网络时代背景下的“剿灭”并不可取，也无法办到，理想的做法是在“山寨文化”中引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人文关怀，这就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的课题。

　　“山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语词正在折射着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状态——如果主流做得足够好，“山寨”自然会销声匿迹。作为一个阶段的产物，“山寨”必然会像一阵大风，最终从我们生活的上空呼啸而过，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而世界上一些先发展地区的成长路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寨”现象的积极视角。(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