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湖南祁东县村民、26岁的匡增武被以抢劫罪名(首犯)判处6年有期徒刑。服刑之后却发现公安机关把发案日期弄错了，匡根本无作案时间。然而，在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视察，县公安局长表示道歉并建议再审，直到衡阳市人大交办整整3年之后，祁东法院才作出再审判决。(《中国青年报》1月8日)

　　一个典型的冤狱，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人大监督下竟然要用三年时间才能予以纠正，岂不是咄咄怪事！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个人尊严和生命健康，在5年的冤狱中受到了怎样的摧残？执掌司法天平的法官何以如此马虎大意，草率判决，草菅人命？既已强奸了法律公正的尊严，何以不及时纠错，还公民一个公平，还法律一个公正？

　　有关方面分析，这个错案之所以拖这么久，可能与错案追究的评价体系有关。有些过于严厉的错案追究制度，本意是要求不发生或尽量减少错案，但因一个错案会牵连到一个单位，可能会一票否决整个单位的成绩，因此责任单位为不让整体利益受损，缺乏主动纠错的动力，严厉的处罚措施反倒变成了阻力。其实，从1992年提出至今已有17个年头的错案追究制，作为司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旨在监督法官、确保办案质量的制度，其创制初衷无疑是良善的，力求杜绝审判人员徇私枉法，不放过一个违法者，也决不让一个公民受委屈。但这一制度正如高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用得好可以砥砺法官忠诚于法律信仰，审慎并善待公民的权利，在司法过程中严肃认真，促进司法公正；用得不好则可能导致恶判以及拒绝纠错，成为制造冤狱的“制度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大监督压力之下，祁东法院纠错竟然仍要用3年时间，其重要原因正在于自纠错案等于否决司法政绩，否定法官自己，是自找难看，最终还可能受到国法的追究。以至于当着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的面，当时的衡阳中级法院负责人，竟然当场批评祁东公安局长不该承认此案是错误的。作为上级法院同样有浓厚的护短意识。殊不知，越是迟滞纠错，越暴露了法院和法官玩忽职守，甚至亵渎法律尊严，视公民权利为儿戏的“厚黑”心理。既然错了，就一错到底，反正没面子，干脆连脸也不要了。

　　本是敦促法官严格依法办事、审慎办案的错案追究制，却成了蒙冤受屈的人洗刷冤屈和耻辱的最大障碍。错案追究的评价体系亟须完善，但委实要防止陷入“钱穆制度陷阱”：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

　　我以为，错案追究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自我纠错，事实上靠法院和法官的高度政治和法律自觉，常常靠不住。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以责任追究防止错案的发生，反而会导致更多错案出现。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亟待强化公、检、法的各自独立和监督制衡；完善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尤其是充分发挥陪审制度在司法公正中的独立作用；实现判决书上网、公布，提高透明度，让裁判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同时，严格遴选，提高法官的精英意识和自身的职业认同和荣耀感，从源头上防止常识性误判等等。只有强化公开透明的体外监督，方能走出司法的制度性陷阱。(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