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于 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市民与慈善》调查报告负责人)

　　经过大半年的街头拦访和入户调查，受访市民逾万的《市民与慈善》调查报告近日在市慈善基金会正式出炉。调查显示，97%的上海市民都通过各种途径捐过善款，人均捐款次数为3.9次，平均捐款数额为250元。“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上海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个“差距”和“前列”究竟表明了上海怎样的慈善文化呢？

　　龚丹韵：您在六年前也指导过类似的调查，与六年前相比，市民慈善如今有什么不同吗？

　　于海：我觉得上海的慈善文化有很大进步。比如慈善动机，响应组织号召曾经是第一动力，现在排在很后面，助人为乐占了60%以上，个人的主观善念成为主因。

　　过去，慈善一度被认为是有钱人的游戏。随着上世纪80年代慈善理念的传播，慈善基金会陆续成立，90年代慈善的做法逐渐被接受，政府开始倡导。但当时人们的心态依然是：别人都掏钱我不得不掏。直到今天，市民开始完全出于自己的认可，主动慈善，以获得内在精神上的满足。汶川地震更是让这一慈善精神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所以现在，内在动力更强于外在要求，这正是慈善的源头活水。

　　其次，六年前的调查中，并没有企业社会责任这种说法，我自己也是五年前刚刚接触到，当时觉得在中国提会不会太早？但这次调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广为市民所知。观念已经走到了实践前面，甚至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乃至更多中国城市的流行观念。

　　龚丹韵：为什么会观念先行？

　　于海：我想这可能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定位有关。上海的国际企业很多。企业社会责任原本是国际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善于学习和接受先进的国际经验，通过学者提出、媒体推广、舆论探讨等传播。 虽然这些做法在实践中难免有波折，但是先进理念容易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传播流行，得到认可。

　　调查设计中有一道题：市民对企业慈善怎么看？认为企业是为了维护公共形象、捞取利益还是尽企业社会责任？没想到选企业社会责任的居多。市民对企业的评价可能乐观了点，但这说明中国企业确实开始登上慈善的舞台。企业捐款多在聚光灯下，传播力比个人行善大得多。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多有批评，但企业从原来一点不做到做起来，总有一个过程。即便是作秀，但只要形成拿企业社会责任说事的社会舆论，对企业行善肯定有促进作用。

　　因此从整体结果看，上海的慈善理念还是走在前面。一座城市的慈善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要有经济基础，二要有慈善的文化观念。从这个角度看，大城市推行慈善观念更容易：不仅有经济水平的优势，更有文化观念、教育程度和信息传播的优势。同时从生活方式看，大都市也能将先进理念与时尚元素结合，使慈善成为一种酷的生活方式而大行其道。

　　龚丹韵：那么调查中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于海：我们的慈善起步较晚，差距总是有的。最大不同就是实现途径上，市民主要依靠单位、学校和居委会，而非民间机构；即使是慈善组织，也是有官方支持的组织更容易得到市民信任。具体的项目选择上也是如此。问到“最愿意捐给谁”？答案多是生活困难或受灾人群，这些和政府项目基本契合。其实慈善不只如此，它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曾报道过一些孩子早夭的家长组成了哀伤团体，互相帮助，这是民间自发的慈善项目。又比如一位香港女士举办了成长心连心活动，专门帮助青少年学会与老师家长沟通，这也不在政府项目里。

　　我们的特点是国家慈善，利用官方强大的组织网络和能力来实现，这样有公信力，但我们也需要发自民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期望上海的公益组织，有朝一日能成为全社会的公益领袖之一。比如美国加拿大有一个联合劝募的组织，到了年底，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其有意思的劝募广告，对创造社会的慈善文化上贡献甚大。上海也有这方面的优势，外交官多、外国人多、年轻人多，城市充满活力，很多白领乐意把业余生活放在公益项目上。对慈善而言，民间创意有更大的生命力。

　　龚丹韵：回顾整个2008年，雪灾、地震、洪水，不断凝聚起社会的慈善意识，但同时，指责受捐人不知感恩的事件也络绎不绝，令慈善文化显得尴尬。

　　于海：过去我们是熟人社会，没有帮助陌生人的传统，所以讲究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恩怨相报是和小农社会连在一块儿的。这与现代慈善理念还有一定距离。慈善是出于怜悯，帮助不认识的人，钱到了他手上后，你不应再心存支配他人生活方式的想法。这才符合现代慈善的理念动机。一些机构的慈善活动还延续着报恩传统，其实人要有感恩心没错，但这要发自他们内心，也要维护受助者的自尊心。

　　今天的青年一代助人为乐，回报社会，都已经渐渐超越恩怨相报的传统观念。比如，他们对捐赠的责任提出要求，一定要确保钱花在了需要的地方。这种权利意识，表明新的慈善观念正在形成。

　　龚丹韵：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的慈善理念已经和传统不一样了？

　　于海：是的。文化程度越高、交流越多的城市渐渐会有这样的特点：年轻人更了解慈善的情况，他们不再只靠组织号召，而是一种主体选择，乐意选择和自己人生经历契合或感兴趣的项目，帮助特定人群。比如说一位盲人复明成功后，最想成立的或许就是帮助盲童的慈善组织。又比如汶川地震后，不少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直接带着钱去学校，不是什么都交给机构。我遇到很多民间组织的创始人都是白领，他们更关心社会上一些分化的人群，以特定项目、特定人群作为慈善运作的核心。这样的好处是：会吸引更多对特定项目有兴趣的人。当一个人主动慈善且有定向目标时，会愿意花更多的钱，比如教育领域、艺术领域等。资助内容之丰富多元，在六年前几乎不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