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天在杭州海关缉私警方获悉，一起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燕窝走私大案被成功破获。涉案走私燕窝达2700多公斤，案值4745.5万元，涉嫌偷逃国家税款1500万元。

　　蹊跷的“100%进口燕窝”

　　今年4月初的一天，正在浙江省温州市逛街的缉私警小张从街面推销者手中拿到了一张燕窝广告宣传单。她敏感地对宣传单上“100%进口”一词产生了疑问。小张立刻在电脑中查询了相关进出口数据。果然，温州根本没有燕窝进口记录，而且全国都没有大规模的燕窝进口数据。

　　一个并不出产燕窝、也几乎没有燕窝进口记录的地方，却大刮燕窝“消费风”，那么温州人吃掉的燕窝究竟从哪里来？

　　围绕着燕窝，杭州海关缉私警察展开了一轮市场调查。随即，温州虫草燕窝滋补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温州晨曦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进入了缉私警察的视线。

　　集燕窝生产、餐饮于一体的“晨曦”不仅是温州各大商场、大型连锁超市、商场的指定保健品供应商，还是温州地区数一数二的燕窝原料“批发商”；不仅在省内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乃至周边的上海、福州等地拥有数十家燕窝连锁专卖店。“晨曦”一直对外宣称其所用燕窝为“原产地直接进货”，然而调查中却发现，其既没有国内燕窝采购记录，也从未向海关申报进口过一克燕窝。

　　此外，燕窝本身价格不菲，进口的综合税率又高达40%以上，可“晨曦”销售的各类燕窝制品的售价明显偏离市场价格。

　　随着疑点的不断增多，缉私警怀疑“晨曦”有重大走私嫌疑。

　　抽丝剥茧走私大鳄露“马脚”

　　尽管有所怀疑，然而“晨曦”毕竟是一家在温州市场有着较高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专案组决定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调查策略。

　　一些重要线索慢慢浮出水面：虽然从没有“进口”过燕窝，但“晨曦”与一些香港燕窝商行来往甚密，而这些燕窝商行的“顾客”恰好是内地燕窝经销商；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的戴氏兄弟在当地行踪诡秘，回到温州则与一个广州的号码保持着频繁的通话记录。调查发现，这个神秘号码的背后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水客集团”；更蹊跷的是，每当戴氏兄弟从香港回到温州后不久，“晨曦”就会收到从广州、深圳寄出的包裹……

　　恰在此时，从深圳传来消息：深圳缉私部门在侦办一起水客集团走私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由香港“水客”集团制作的燕窝发货清单，收货人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温州市晨曦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水客”的暴露，引起了戴氏兄弟的警觉，两人密谋要尽快销毁一切证据，甚至开始着手制定攻守同盟。专案组当机立断，即刻实施抓捕行动！

　　杭州某宾馆，刚刚做成一笔燕窝配送生意的戴晨旭被按住，从他身上搜出多张“晨曦”向香港燕窝行购买燕窝的发票。

　　正在公司加班的戴晨义也被按住，查获大量尚未来得及销售的燕窝。并在戴氏兄弟住所阳台角落一个伪装得非常隐蔽的抽屉里，找到了侦破此案的关键证据。

　　至此，一条经营多年的燕窝“走私路径”被完全揭开：

　　经营高档滋补品生意多年的戴氏兄弟，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在向香港泰盛燕窝行、大东贸易公司购买燕窝后，不向海关申报，而是委托“水客”集团以明显低于燕窝正常进口应缴税额的费用将燕窝“化整为零”地从香港闯关走私至深圳、广州等地。随后，“水客”集团在广东的接货人分批次将这些燕窝通过货运渠道发往温州“晨曦”，并负责从中周转走私货款。

　　暴利和庞大市场催生行业走私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专案组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发现，“晨曦”现象在业界并非个案。

　　向“晨曦”供货的香港供货商不过几家，然而，做着类似生意的在香港燕窝商行却多达200多家。这些商行与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数百家企业有着业务往来，进口方式大多跟“晨曦”一样，委托“水客”团伙“闯关带进”后，再交由境内物流公司发货到全国各地。

　　究竟是什么催生了燕窝的行业性走私？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陈警官一语道破“玄机”：高额利润和日益庞大的市场。

　　目前，燕窝的进口关税率为25%，进口环节增值税率为17%，综合税率高达46.25%。“晨曦”通过走私进货，躲过这些税，粗略计算，他们的盈利空间超过300%。

　　除了高额利润，日渐风靡的“燕窝热”带来的庞大消费市场，也是吸引走私分子铤而走险的另一原因。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天然的健康滋补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燕窝消费也开始走俏。在“燕窝消费热”中，孕妇扮演了“生力军”的角色。在长三角不少城市，孕妇们对燕窝推崇备至，“孕妇吃燕窝”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燕窝走私行为的增多，燕窝行业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无奈地表示，走私燕窝不仅仅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更主要的是为了提升竞争能力，获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否则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而有关专家则表示，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对燕窝等高档滋补品的认同与需求将会日益旺盛，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适当降低燕窝的正常进口的成本，引导燕窝市场良性发展。(本报记者 蔡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