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