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严德凤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指上夹着生命护理仪，眼睛紧紧闭着。她睡着了，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她的小女儿严志健告诉记者，老人的病危通知书已经下来了，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老人常常会产生幻觉。

　　除了病危的严德凤老人，两年之内，记者曾面对面采访过的4位幸存者王金福、史家金、吴国治、蔡秀芳已相继于去年过世。

　　据了解，南京市在1987年首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统计，记录在册的幸存者有1756名。1997年再次进行统计时，在世的幸存者只有1200名。2006年，大屠杀幸存者急剧减少到400多名。仅2006年上半年，统计在册的幸存者中有27人去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仅存400多人。

　　“2004年第一次认证大屠杀幸存者时，我们给179名幸存者发放了大屠杀幸存者证明。”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2004年7月正式成立。协会成立的当年，认定了179名幸存者，第二年认定了169名幸存者，2007年又认定了20名，今年则认定了18名。今年认定的18名幸存者名单将上报给南京市民政局，纳入民政系统的扶助名单。

　　据介绍，新发现的这批幸存者来源渠道比较多，有的是媒体采访中发掘出来的，有的是学术调查中新被证实的，有的是自己与援助协会联系后，经过调查取证，被确认的。这批幸存者和以前纳入民政系统的300多位幸存者一样，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身边有一位或多位亲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其中今年新发现的幸存者孙永春老人，有4位亲人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毒手。

　　“幸存者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1年，当时的幸存者能够活到现在的，最起码也71周岁以上了，对他们的保护越来越紧迫。2006年6月起，援助协会对幸存者进行了定期援助，除了给特殊困难幸存者发放慰问金和生活补助款外，还报销幸存者50%的医疗费。此外，这批得到协会认定的幸存者，还可以享受南京市民政部门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助。到目前为止，援助协会已发放71万元左右的援助资金。

　　“人证、物证，他们是活的历史见证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会长秦杰本人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表示，再过10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证很有可能全部不存在了。大屠杀幸存者的保护和证言的搜集整理，已成为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紧急任务。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表示，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这些重要的历史见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少。

　　长期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王选女士表示，侵华战争中有太多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历史的还原只有依靠这些幸存者。幸存者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重大，而且受时间的限制，对他们的援助更为急迫。

　　1987年1756名 1997年1200名 2006年400多名 目前400多名

　　对幸存者的援助越来越急迫

　　吴秀兰95岁分到一套廉租房

　　95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吴秀兰，不久前拿到了南京市政府分给她的一套廉租房。现在，老人仍和以前一样，和小女儿周美华一家住在夫子庙贡院街18号。她的那套房子正在准备装修。

　　周美华告诉记者，1937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军突然开始轰炸中华门附近的房屋，24岁的吴秀兰和三个女儿躲在旁边的一条小河边，一颗炸弹落在她们的身边，年仅8岁的大女儿周五九和2岁的女儿周顺娣下半身就被炸飞了。老人伸手搂过女儿，可是搂进怀里的只有上半身。两个女儿在这场轰炸里一起失去了生命，老人的左腿也被炸断了。临死前，女儿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糖饼对吴秀兰说：“妈妈，这个饼……”

　　多年后，丧女之痛仍在折磨着老人。老人一看到电视里有战争镜头，就会拿起枕头捂在脸上，还一定要女儿也捂上。由于年纪大了，她看到家里的小玩偶熊，就以为是自己死去的8岁女儿，她把小熊紧紧抱在怀里，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包在小熊身上，一边包一边拍着它说“别怕，别怕……”

　　今年10月19日，吴秀兰分到了一套42平方米的廉租房，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喃喃地说“高兴，高兴……”

　　孙永春71年前捡回一条命

　　今年11月，家住马群石坝村的孙华贵向晨报投稿，他的这篇稿子名字叫《不该被湮没的血案》。12月2日，孙华贵又带着一张今年9月17日新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明来到晨报，向记者表示稿件中所写的都是实情，“我父亲就是大屠杀幸存者”。

　　在孙华贵的陪同下，记者看到了他的父亲孙永春老人。孙永春今年87岁，身体特别硬朗，耳聪目明。

　　孙永春老人的命，是从71年前的屠杀场上捡回来的。老人回忆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一家从栖霞跑到当时的江宁县麒麟乡后库村。一天下午，一队日军开进了后库村，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打麦场上，将村里12名青壮年单独拎了出来，另一边架起了机关枪射杀他们。后来村民去料理后事，在死人堆里救出了3个，埋了9个。在被埋的9个人中，有孙永春的小舅舅孙嘉良，当时他正好20岁；孙永春的堂兄孙永城新婚不久，也一同遇难。

　　孙永春说，当年如果不是他长得瘦弱，也会和村里的青壮年一同遭到射杀。他的命是捡回来的。

　　1938年春天，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孙永春一家捧着亲人的灵骨回到石坝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