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志刚闭着眼睛说，“这下可好了。我腿也瘸了。眼睛也瞎了。也不能犯罪了。你们也高兴了。”尤志刚有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疾，但此时，眼睛还看不出异样。李世江向看守所报告，同时通知自己所在的分局领导。

　　尤志刚对看守所管教说，“是胖子警察用钢笔戳的。”胖子警察指的就是李世江。李世江急了，“你小子不能血口喷人。”随后，在众人的陪同下，疑犯被送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做简单处理，照相留证。随后送回看守所。几天后，眼球感染被摘除。而后取保候审。因为尤志刚没有再次指认李世江，签字笔并未作为证据保留。事后，张健全向分局领导写了书面说明，认为“此事为尤志刚本人的自伤行为”。

　　从此之后，除去同事偶尔谈及此事，一切风平浪静。李世江和张健全仍在本职岗位工作。直到1999年11月10日，李世江看到南通市公安局1999【189】号关于公安民警违法违纪问题的通报，发现自己的事情已被检察院立案。11月15日晚上，正在家中吃晚饭的李世江被电话通知“到局里一趟”。随后被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送往纪委，开始六天六夜的双规。随后被投往看守所。

　　二审中，张健全出庭作证，说“用余光看到李世江从尤志刚手中拿回笔时有一道弧线。”“但没有看到接触点，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因为没有保留物证，一审时，尤志刚也并未直接指认李世江的行为，且从始至终，李世江一直认为自己被冤枉，拒绝认罪。二审时同事的这一证言成为定罪的重要证词之一。法院认定尤志刚的医学诊断证明，以及现场勘察图片、值班记录等经庭审质证，有证明效力且相互印证，可以成为证据锁链。而作为物证的一支钢笔和签字笔无法确认是李世江当时所用，故不予认定。

　　张健全点了一杯咖啡，开始抽烟。苏烟，60元一盒。

　　“老张，找你几次了。我就是想让你说真话。你以前说那些添枝加叶的干什么呢？”

　　“我怎么是添枝加叶呢。我不能说假话。当时给局里写的情况说明是比较粗线条的。后来纪委找我，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啊。”

　　“你不能一辈子背着良心债过日子。”

　　“那是你认为我背着良心债，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张健全低头喝咖啡，勺子和杯子碰得叮叮当当。李世江板着脸抽烟。

　　“我当时确实从余光里看到李世江有一个从尤志刚手里拿回笔的动作，但是尤志刚是怎么受伤的，这我不好判断。”张健全坐在咖啡馆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你别再背着良心债了。我对你已经很宽容了，我对所有人都已经很宽容了。”李世江坐在咖啡厅里对张健全说。

　　“你的意思是我当时没说真话是吧。你这样(指被判刑)我也惋惜啊，怎么不惋惜啊。”张健全站起来，“我有事，先告辞好吧。”

　　“你自己再想想。”李世江对着背影说。出狱之后，李世江曾找过张健全几次，每次的结果都如此，不欢而散。

　　鱼塘，九年

　　李世江现在基本上住在自己开设的水产养殖园里。这个养殖园位于南通市港闸区边上。占地一百五十亩，被一条马路隔开，一边作为养殖基地，一边是垂钓园。周末，有数十人在垂钓园钓鱼，论斤计费。园区里养了几只狼狗，四只孔雀，还有一些出租的平房。

　　李世江熟练地穿上皮裤，和三名工人下水捞鱼。这样的事情，他每隔几天要做一次。他的办公室设在鱼塘后面的一座小二楼里。房间不大，没有空调，墙壁上有斑驳的污痕，挂着“马到成功”的装饰画。李世江在这间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工作，卧室就在隔壁。

　　生活已上正轨，养殖园也具规模，每天繁忙而劳碌。大女儿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任班主任，小女儿因父亲入狱影响成绩，未能考上大学，但也已进入卫校学习。平日，只有夫妻两人住在养殖园内。有时提起当年，李世江仍会落泪。

　　“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已经很宽容了。我宽容了所有人，我不想让当年的那些人付出什么代价，我现在想不了那些，我只想要一个清白。”李世江说，有时他还想做警察。看到路上有人做错事，他还会上前制止，只是被人问到，“你是干什么的？”他无法回答。

　　从看守所释放，李世江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不想出门，一门心思写申诉材料准备翻案。从那时起，李世江每天要抽大概三盒香烟。有时一语不发地叹气，他的妻子就知道丈夫又想起当年的事，就和他出去走走。

　　南通城区不大，从他家到自己曾经的工作单位不过十几分钟车程。李世江在路上总能看到以前的同事穿着警服上下班。这让他感到尴尬。在他被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妻子和朋友们不断到公检法机关申诉，系统内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情况。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曾经查办他案件的一位检察官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

　　一天下午，李世江的妻子下班回家，发现屋子里放了一个行李箱。“我想去安徽，反正那边没人认识我。”他对妻子说。他想和一名狱友一起到安徽打工。

　　妻子张玉兰叫来李世江的弟弟和战友，把他劝住。“你这是逃避。”妻子对他说。经历了丈夫入狱的张玉兰不可能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直到现在，李世江的妻子仍然记得，9年前的那个傍晚，李世江挂了电话，告诉她，“纪委找我。放心，没事。我晚上直接去所里值班，就不回家了。”第二天晚上，李世江没有回家，传呼不通。第三天，妻子到李世江的派出所询问，得知丈夫一直没有出现。音讯全无一周之后，妻子终于在单位等到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拿出一张写着“涉嫌刑讯逼供”的刑拘通知书要她签字。

　　劝说李世江留下，两人一起在自己的小区开了一家饭馆，不久转让他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后来投资二十多万开发这片荒废的鱼塘。

　　“他忙起来就好了，那会他天天带着工人在这除草。基本不回家吃饭睡觉。”李世江的妻子说，“一忙，这件事就能不想吧。”

　　生活上的好转并没有让李世江放下翻案的心思。他开始想着自己与当事人接触。出狱不久，李世江曾想去尤志刚的老家找他，但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说出真相，并告诉他，“我会谅解你。”信发出后，杳无音信。不久，李世江给张健全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为自己洗清罪名，并说，“对于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会包涵。”落款署名前是“一个不错的战友”。发信无效，他多次到张健全所在单位找他谈心，有以礼相待，也有拍案而起，但最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情，我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会一直申诉。等我翻案了，我哪怕穿一天警服也是个证明。”李世江说，“只不过，我现在可能放不下手上的事，可能也不会再去当警察了。”

　　李世江办公室进门左手的沙发上，有一个崭新的打印纸箱，里边装满了打印资料。每一份都分别装订好，用一个铁夹子固定。封面用黑体字印着“南通刑警李世江的申诉材料”。申诉材料包括他在看守所以及出狱后给各级领导写的申诉信件、法院检察院的起诉书、相关证人的证词以及庭审现场光盘。这些都是他9年来悉心收集所得。他会把这些散发给他认为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他的老战友、曾经的同事以及媒体记者。

　　李世江把一审和二审光盘放进电脑光驱。看到每一个镜头，他都可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甚至可以模仿检察官的语言和动作。一天之中，他只要提起案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庭审时的场景，可以“一字不落”。

　　闲暇时，李世江在家看庭审光盘，他的妻子就会说，“你别再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