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您指什么？

　　王锡锌：

　　这个问题就是建设新的停车位，需要占用其他的土地资源，这是非常有限的，有些可能直接要占用道路交通资源，那么这时候引发的问题，就是道路在汽车和行人之间所谓路权分配的问题，如何来公平的合理的分配路权，现在成为许多大城市在治理交通拥堵的时候一个突出的问题。

　　主持人：

　　听着不就像个局了吗？

　　王锡锌：

　　的确在这里好像看起来，它不是一个我们简单的从某一个点上发力，就以为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的这样一个现实。

　　主持人：

　　那现在确实有个思路觉得，我只要严厉地把这个事管住，用行政措施把它限制住，我就能够保证交通的畅通了，这个思路行不行？

　　王锡锌：

　　严厉的行政措施从短期来讲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说，交通的治理，你比如说严厉的行政措施不外乎是对车的总量，也就是我们说的增量进行控制，第二，可能是对存量进行管理，有多少车，但是我采用限行的方式，这是一个存量管理。另外我们对违章停车等等这一情形进行严厉的整治，这些都是严厉的行政措施，但是，严厉的行政措施依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主持人：

　　什么问题？

　　王锡锌：

　　假如车的总量在增加，公共道路资源的需求基本上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汽车总量的增长，那么这时候路权的矛盾、车与空间的矛盾始终会存在，而这个存在并不会因为政府命令它消失它就会消失，所以问题依然在那里。

　　主持人：

　　但是政府也很苦恼，这个问题要解决。

　　王锡锌：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我们现在每100户居民所用的汽车数量已经超过20辆，那么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像这个城市已经进入了汽车社会，汽车社会出现带来很多的交通拥堵问题，带来路权分配上的一个所谓平等的问题，事实上，这样一个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大都市很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主持人：

　　所以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觉得限行是无奈之举，我必须用这样做来保障更多的公共利益，可是法学界也有争论，觉得你这样的话可能会侵害了私有财产。您既是一个开车的人，也是一个有法学研究的人，您怎么看？

　　王锡锌：

　　我本人是一个有车族，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汽车的总量在增长，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且如果我们不对汽车总量进行控制，那么这个增长它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这种迅猛的速度远远超出可以提供的道路和空间增长的这样一个速度，换句话说，汽车与道路的紧张关系将会是愈演愈烈，道路资源本质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一个公共牧场，买车只需要投入一点资源就可以分享更多的公共资源。

　　主持人：

　　你把它比喻成是一个牧场是吧？大家可以来放牧的地方？

　　王锡锌：

　　对，如果对这样一个牧场的使用没有必要的管理、有效的规则，那么最后牧场的羊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羊都要饿死，所以在这里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工地悲剧可以引申到像环境污染问题以及道路交通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治理是必须的，我们现在出台的限行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道路这样一种公共资源分配的模式所进行的一种管理。

　　主持人：

　　所以你接受？

　　王锡锌：

　　我认为必须要进行这种管理。

　　主持人：

　　那么为什么，你怎么理解公共舆论当中，对这样一个管理方式有那么多的争议？

　　王锡锌：

　　这里的争议有实体性的，比如说有学者提到了，它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了限制，也有的提到了它构成了一种对公民合法所有财产的征收，因此需要有适当的补偿。我认为这样一些讨论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公共生活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有不同的声音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提醒政府，我们在出台像限行这样涉及到众多人，有车族、无车族整个城市公共生活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时候，应当在决策过程中倾听更多不同的声音，让不同的利益发出他们的声音，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有他们的代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将会带来政策公共性的提升、可接受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