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宽阔的公路把一个个小城镇串联在一起，新建住宅楼拔地而起，昔日田园风光已被星罗棋布的厂房取代。这一幕，你在今天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自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以来，城镇化、工业化犹如汹涌而来的洪流，裹挟着农民懵懵懂懂地涌入了城市生活。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全国乡村人口从8.6868亿减至7.2750亿。这意味着，10年间，我国约有1亿多农民“洗脚上岸”，进城变身为市民。身份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待遇的名至实归？新市民在享受住房、基础设施、就业、就医、就学、社保、公共文化服务等待遇方面，是否正面临种种不公和障碍？推进城镇化，一些地方还存在哪些认识和实践误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的机制能否形成？

　　关注并深度探讨这些重大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新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价值和前瞻意义。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组织专题调研小分队，深入天津、陕西、河南等地城乡，就“农民进城变市民待遇问题”，对上百名新市民进行了跟踪调研。

　　新市民待遇“半拉子”，“农转非”后又欲“非转农”

　　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孜孜以求的梦想，是能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半月谈记者在天津、河南、陕西等地采访发现，在城镇化、工业化浪潮中，横亘于亿万新市民眼前的“城乡二元”裂缝依然清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变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待遇的名至实归。

　　陕津豫新市民速写：一群“寻根”的人

　　缺乏规划的街道弯曲狭窄，路面坑坑洼洼；家家户户的院落像堆积木一样建满了房屋，屋内普遍难以采光；多数村民的生活来源仍是“吃房租”，无业“闲人”很多，村里的麻将馆非常红火。在西安市未央区炕底寨村，10多位“城中村”村民表示，“农转非”没什么感觉。75岁的何芳兰老人说：“农村人最发愁的就是养老，现在成了居民，养老还是个问题。”

　　“平时生病都在城中的黑诊所看。我知道那是黑诊所，但一个感冒5块钱的药可能就治好了，要是到正规医院，5块钱只能挂个号。”7年前落户郑州的陈喜堂认为，除了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没有任何区别。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田市镇楼赵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发正为“城不城、乡不乡”发愁：大儿子落户渭南市区，大儿媳妇和孩子却是农村户口，虽然渭南市2006年就取消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类别，但“儿子还没在渭南买房安家，一家3口人的户口还是迁不到一起，将来孩子上学就是个问题”。

　　5年前，出租车司机闫咏将户口从安徽农村迁至郑州：“省艺术中心经常上演娱乐节目，那是为我们普通百姓准备的吗？不说门票，那里不通公交车，普通百姓怎么去？去看演出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官的。我的文化生活，就是电视机。”

　　家住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幸福公寓小区的阎大妈，在一楼的两个窗户间系上绳子，把衣服晾在外面。谈起住楼房和乡村小院的感受，阎大妈还是觉得过去很自在，“院前屋后，种点菜种点树，出门也方便。”

　　王英从津南区北闸口镇考上中专后，户口转为“非农”，毕业至今还未找到工作，也没有任何保险。“村里土地都被集中后分房又分钱，什么都没我的。要知道这样，当初我何苦还上学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呢？”她说，“现在，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农村人，更不像城里人。”

　　在对陕、津、豫3地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100多位“农转非”居民进行个案调查后，半月谈记者发现，很多所谓新市民在享受住房、就业、就医、就学、社保、文化服务等待遇方面，仍然难与城镇居民看齐，从而成为徘徊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有些人甚至选择了“非转农”。希望与失望交织，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新家园的茫然，正是很多新市民的真实生态。

　　“城中村”改造：房子间间倒，房租节节涨

　　“郑州每改造一个城中村，我们的房租就上涨一次。房东只要听说又拆迁了一个‘城中村’，立即就在门上贴一个涨价通知：‘如果对房价有异议，请立即搬走。’” 陈喜堂告诉半月谈记者，他现在的房租，已从今年初的每月100元涨到170元了。

　　目前，郑州市政府已经批准对近100个“城中村”实施改造。记者从郑州市旧城改造办公室了解到，从2009年到2011年，郑州市还将有200个旧城改造项目动工。

　　经济欠发达的西安市拥有326个“城中村”，涉及46万人。改造规划自2002年启动，计划对“城中村”实施农民转居民、集体经济变股份经济、撤村建社区、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无形改造”，以及拆迁安置的“有形改造”。

　　截至目前，西安市已完成95个“城中村”村民的“农转居”，10多万村民的户籍身份成为居民。对于这些新市民来说，与旧居拆迁正式进入城市相伴随的，是从“失去耕地”到“失去房租”的“二次失业”。

　　西安市未央区炕底寨村党支部书记何坤民告诉记者，该村户籍人口1600多人，但租房的流动人口在6000人以上，每个月村里的房租收入在80万元左右，这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保障。“马上要拆迁，相当于7600多口人都要出去找房住，房租直往上涨。”

　　房租收入替代原来的种地收入，是多年来“城中村”村民生活的根本保障，一纸城镇户口的代价是房租保障的彻底丧失，新市民不得不面对又一次损失。

　　在西安市孙家湾村、先锋村、刘南堡村、含元殿村等“城中村”，许多村民都对自己的“进城”之路心怀失落和恐慌。

　　在最近刚完成拆迁的孙家湾村，53岁的村民樊亚珍如今在一家小饭店打工。她说：“我家的户口算是转成居民了，可是以前每月2000元的房租收入没了，还得自己打工挣钱。低保、养老、医疗等政策也不知道能不能享受上，别弄成‘两头空’。”

　　城乡统一户口登记：户籍一元，待遇二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已有10多个省份的公安机关开展了户籍改革试点工作，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类别，统称为“居民户口”。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向深水区推进，一些地方开始感受到多种壁垒和沉重的压力。

　　一些率先推动户籍改革的城市虽然在户口形式上取消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但是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地位、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性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并没有完全消除。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陕西渭南市采访发现，当地公安机关“独家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虽然方便了部分人口的户口迁移，但“农民进城”的通道仍然不通，即使在城近郊区，城乡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的差距依然很大。

　　在与渭南市区一桥之隔的临渭区田市镇楼赵村，问及是否知道2006年渭南进行了户籍改革时，几乎家家都在忙着晾晒玉米的村民向记者表示，这里还是“实打实”的农村，不知道自己已是“非农”户口，没有想过能享受到城市待遇的问题。

　　不光农民不知道，记者在渭南市采访时，许多机关干部也表示不知道公安系统的这项改革，“不便发表意见”。渭南市公安局户政处处长朱勇也承认：“这项改革的效果很有限。”

　　据了解，渭南市区落户的条件是有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目前该市市区有流动人口10万人以上，但能买得起房或有稳定职业的人是少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虽然身居城市，依然难以像城市居民一样解决子女在教育、医保等方面的难题。

　　楼赵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发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虽然都叫“居民”，但村民所享受的政策与市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楼赵村7个自然村，目前还有6个村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民步行都得穿雨靴，对农产品销售和奶牛集中挤奶影响很大。此外，全村630户人中，按实际情况应有40户享受低保政策，但目前指标太少，只能保证18户，而且每人每月的低保标准只有20多元，远远低于城镇每月100多元的低保标准。

　　在渭南市区，“已不受户籍歧视”的外来户的生活，也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越来越好”。渭南开发区姚家村村民姚作成说：“因为开发区建设，姚家村成了城区，村民成了城里人，可是现在没有自家口粮保障，生活还是过得紧紧巴巴。”他认为，既然鼓励农民进城，政府就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找工作。

　　渭南户籍改革改成了“半截子”，渭南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刘建军认为有其必然性：仅靠户籍政策的改变无法改变二元结构，也无力推进城镇化发展。

　　从“农转非”到“非转农”：熙来攘往皆为利

　　几年生意失意，今年初，36岁的张明把自己的非农业户口转成了农业户口，落到妻子所在的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村，并与村里达成 “今后不得反悔”的协议。让张明做出迁户决定的，是塘沽区正在实行的“以城市待遇置换土地”的政策。目前，处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前沿的塘沽区，急需大量建设用地，为此作出规定：在迁村并点农民搬进新居后，塘沽区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并全面完成农民养老、医疗、就业、培训等保障协议的签订，使农村城市化人员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张明告诉半月谈记者，以前离开村子里的数十人，现在不时回到村子里闹腾，要求享受村民待遇，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折腾出什么结果。

　　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的东陈镇，10年前当地政府“卖城镇户口”曾吸引了2800人“农转非”，但这几年却有近10人将户口从城镇迁回农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村委会一名干部说，近年至少有30多人从城市迁了回来。如果都让进，可能会有100多人。

　　对于“非转农”增多的现象，陕西省公安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大多数提出“非转农”的人，都是利益考虑，因为其转入地集中在城市近郊或城乡接合部，转为农业户口之后，按规定就可分得土地。而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人分到的土地有可能就会被征用。到时，多则几十万元，少则10多万元的补偿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由“农转非”而“非转农”，势必要分享现有村民的利益。因此，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郑州市金水区琉璃寺村一位杨姓村民气愤地说：“这些转回来的人，一边在城市由国家养着，一边又跑回农村和我们争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户口都迁回来了。”其他村民也向记者反映，虽然“非转农”人员现在还没有参与分配福利，但有户口在，他们就有权参与选举，因此早就开始四处活动，准备把自己家族的人选上去，以便为今后分配利益投上一份“政治保险”。“上一届选举就有这种现象，这一届会更加激烈。”有的村民说。

　　当社会赋予农民和居民不同的身份和福利保障后，无论是农民还是居民，都有一个趋利的诉求。农村户口可以拿到集体土地的分红，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温饱，这些利好是城镇居民特别是“农转非”人员无法享受而又渴望得到的。因此，在“农转非”的身份转变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利益分配时，申请“非转农”也只能说是个体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无奈之举。既然“农转非”有制度的支持，“非转农”同样需要制度的支持。(半月谈调研小分队记者 陈钢 张涛 秦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