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文章说：“一轮时评热潮结束，大家很快地又扑向了下一个热点。如此这番又来一轮，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思想依旧在原地踏步。时评，如今不仅成为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至此，笔者读明白了叶匡政先生为何会语时评为“脑残”，因在其看来，时评是思想的原地踏步，没有提供给读者思想的出路。

　　对此种断言，笔者很是疑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吧。读者应当都还记忆犹新，诸如许霆案、华南虎照案、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甚至最新的杭州地铁施工安全事故事件……难道这些不都是时评之热点吗？难道期间就真的没有哪怕是点滴的思想进步或者说是思想的出路吗？

　　在笔者看来，时评首先并非是思想者而应当是公民发言。换句话说，除思想之外，公众之表达更是时评根本之职责和功能承载。

　　从公众表达言，情绪性、非理性之色彩原本就是公共舆论场域中的自然存在。对此，为何不能给予必要的宽容？难道有谁就一定有权利要求公众的表达只能是思想探索。不是说一时代、一社会不需要思想的探索，然而，难道其必须是时评之选择？在笔者看来，如是，则无疑意味着“思想精英”对公众朴素话语权利的一次不无阴谋意味的剥夺。

　　不可否认，就国内时评界的整体面貌而言，的确存在着某种鱼龙混杂的现象，然而也正是这种泥沙俱下的时评潮，使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其实是很有限的实现。值得警惕和反思的是，长期以来始终有些人，虽然一方面高喊民主和言论自由，一方面却满脑子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因而总是热衷于对公众进行所谓的思想启蒙。然而究其实，却正是欲以“启蒙”的名义行思想教化之实。

　　启蒙乃理性的运用，且这种运用应当是公众自己的运用。如果思想精英仅仅热衷于领袖思想，教化公众，而不屑对公众的表达权利给予必要的尊重，忽视了公众最为朴素的利益诉求，只是高谈不知从哪儿贩卖来的空洞思想，注定只能孤芳自赏自哀自怜。(田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