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雇员

　　2004年，吴以钢的律所搬入高档写字楼月坛大厦。此刻，董秋娜应聘进入他的律所工作。

　　董秋娜，黑龙江人，1995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学校的财务专业。来京后，她一直在一家服装外企做会计。“工资不低也不高，但每天和数字打交道，没有成就感。换个工作吧，一般都需要北京户口。律师，大概是最早取消户口限制的职业了。”

　　1997年，被户口逼得没有办法的董秋娜，开始自学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升本”。这一年，开办律所已3年的吴以钢，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3年计划：有一些固定的案子，搬进了一处更大的办公地点。开办之初流落街头的担心，已不复存在。

　　定格在这一刻，律师制度正在中国飞速发展。3年前，迫使吴以钢等人与“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脱钩”的合伙制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上，大部分律师已经彻底地从国家雇员转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无须经过复杂的人事招考即可进入；日趋自由的工作性质，相对较高的收入，令法律职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升温。

　　董秋娜参加的是2002年的第一届国家司法考试，并以266分的高分通过。“这一年，原来的律师考试改为了司法考试，律师、检察官、法官三考合一，两年考生集中到了一起，全国共有36万多人报名，最终有24100多人合格，及格率不足7%。”回首1986年首届律师考试，早已今非昔比——当时仅1.5万余人参加，就有1万人过线。

　　2004年，董秋娜进入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薪资律师。她回忆称，张思之等第一代律师不时遇到的当事人动辄下跪、感激涕零的现象，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当事人投诉律师的事情不时发生；吴以钢等人遇到的当事人堵门的情形，也不复存在，成了人民雇员的律师，需要自行找饭吃。

　　董秋娜感受到了激烈的竞争。“自考时的很多同学，大多数都没选择做律师。这个行业压力太大，首先是寻找客户，大多数时候你会面临众多同行的竞争，总有人愿意承受比你更低的价格；其次，你要面对还不完善的司法环境，很多法律规定好的程序，实践起来有太多莫名其妙的障碍，你会感受到比其他职业更多的挫折感。”

　　但在另一个层面，普通老百姓直接感受到了律师作为人民雇员的好处：律师的服务越来越好，越来越尽心。“法律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应据法力争，但基本的营利动机都没了，还能有什么机制能保证这一点呢？”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董秋娜的个人境遇也在逐渐改善，她在南三环买了房子，成了家。

　　身份的三次转变

　　张思之、吴以钢、董秋娜是改革开放以来三代律师的典型样本。在他们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中国律师在国家层面完成“从无到有”、“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中介”、“从商业化到社会责任”的三次巨变。

　　第一次巨变，是从无到有的重生。

　　1950年，认为律师制度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新中国下发《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知》。1956年，依据“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理念，司法部副部长带队去莫斯科学习律师制度；1957年，律师制度在反右中再次被取缔；1979年，最高层决意实施法治，出台64号文件。

　　64号文件，全称《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份文件构架了今后30年的中国基本法律制度。其中的一些提法，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检察院、律师三方

　　互相监督；党委不得审批案件；严禁公检法机关以侮辱人格、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对待当事人等等。

　　第二次转变，则是律师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商业化转型。

　　1994年，吴以钢开办合伙律所完成自己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转变过程时，北京市司法局正在推行合伙制律所的试点。

　　试点的精神动力来自1992年的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这次南巡中，面对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邓老要求剔除思想禁锢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律师制度方面，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的周纳新回忆说，“恢复几年后，一方面，社会对律师的服务需求很大，律所门口天天有人排队，但发展律师需要国家编制；另一方面，大家都吃财政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旧的分配体制、管理体制与社会迫切需求律师服务的现实，成了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

　　同时出现的还有国际上的质疑之声。“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我们到中国投资，发生的矛盾主要是与各级政府之间，你们领取国家的工资，一仆二主，怎能保守我的商业秘密？怎能为我尽职尽力？”

　　1994年，社会上律师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邓老言论的荡涤下，悄然息声。1986年开始的合作制试点，此刻优点尽显：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出钱，三权制衡的立法目的就能实现。

　　第三次转变，则是律师从商业化到社会责任的回归。

　　大约在2004年，也就是董秋娜成为吴以钢同事的那一年，法律业界开始反思律师商业化带来的弊端：对抗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泥沙俱下，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在金钱的冲击下岌岌可危。3年后，意见终于上达庙堂。

　　2007年，新修改的《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义，额外加上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法律正确实施的维护者，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三项使命。

　　回顾30年的律师变迁，张思之表示，“设计律师制度的初衷，是令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时，有一个基本的救济渠道，有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

　　职责与困惑

　　2008年8月，北京月坛大厦。张思之、吴以钢、董秋娜这三代律师人的办公桌，直线距离不足10米。然而，他们各有各的忙碌。

　　8月底，董秋娜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研读6月1日刚刚实施的新律师法。

　　办案中，这位出道已久的律师，还是会不时地遇到个别办案人员的挑战，“没罪，我们要他来这干什么？律师有啥用，走个程序就行了，别挑刺。”董秋娜称，每一次，她的回答都是，“不是我对你挑刺。这不是律师的权利，而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你希望你的这些权利被人剥夺吗？”

　　8月底，城市的另一端，年过半百的吴以钢是一名奥运志愿者。他和同行金莲淑、方雯一起，带领着31名分别精通7种语言的律师志愿者，在媒体村内为各国记者提供语言服务。

　　同样是8月底，81岁的张思之宝刀不老。同龄人中，其他人已在家中颐养天年，只有他还奔波在代理案件的路上。他坚持不用手机，但依然有当事人找到他，请他代理一些棘手的案件。过去20多年中，他的办案名单中，增添了很多敏感的名字：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88年)、鲍彤“泄密、煽动案”(1992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1995年)、“郑恩宠案”(2003年)、“黎元江案”(2004年)、“聂树斌案”(2005年)

　　2007年的一次生日聚会上，这位80岁的老律师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是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8月24日，这位老人说，这是社会给予律师这个职业的荣耀和期待。次日，这位一周前眼睛刚刚动过手术的老律师奔赴河北等地。那里，蒙冤青年聂树斌的案子，等待他的申诉结果。

　　记者　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