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29岁的贺芳晚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看看大家都在提什么意见，毕竟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大事情。”贺芳说的是10月14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事儿，而到11月14日该文件就将结束公开征求意见。

　　让贺芳感到欣喜的是，在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

　　对于医疗改革，贺芳有着无限的期待。而回望过去的30年，贺芳的上一辈对于“看病”，对于医疗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

　　80年代初

　　拿着三联单

　　就像“圣旨”一样

　　见证人：董文萍

　　1980年的初春，北京还十分寒冷，风刮在脸上还有点疼。但是董文萍顾不得这些，她卖力地蹬着自行车，心里面想着要尽快从大郊亭蹬到同仁医院去，因为自行车的后座上是她的三女儿，在家摔破了膝盖。

　　“厂子有一个卫生室，就给简单包扎了一下，我觉得还应该去合同医院拍个片儿，看看有没有骨折了。好说歹说，人家卫生室才给了三联单，要不50%的药费报不了啊。”董文萍回忆起当初，那些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董文萍今年64岁，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东四环边上一个化工厂工作。像董文萍一样，许多年长的人对于上世纪80年代看病的记忆就是“三联单”，好多人都说那就是“圣旨”，“看病基本上都是单位全包了，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个人是全报销，子女报销50%。”

　　像“圣旨”一样的三联单其实就是三页薄薄的白纸，上面有个人的信息和单位编号等。但就是因为三联单带来的“全报销”让董文萍记忆十分深刻，同时也有一些别的让董文萍不能忘怀——

　　“那个时候连B超都没有听说过，医生最常用的就是拍个X光片，你看现在核磁共振什么的都有了。”

　　“药那个时候也特别少，特别单一，消炎药也就青霉素、链霉素什么的，不像现在品种那么多，可选择的余地大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厂子卫生室里面还有一两个赤脚医生，都是背着个小药箱，边干边学的那种，现在想起来让他们看病还稍微有一点点后怕。”

　　“那个时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厂子里面备着的急救车，万一本厂的急救车不在了，还能叫邻厂的急救车，不像现在可以直接拨打120……”

　　董文萍的思绪像流水一样缓缓前行，她不住地感慨过往的那些，也不住地感慨现在的一切：“30年过去了，什么都在前进，看病也越来越方便了。”诚如董文萍所言，如今的医院增加了各类先进的诊疗手段、化验方法、手术器械等。许多专科医院，诸如耳鼻喉、眼科、齿科、呼吸系统、脑科、中医、整形等特色医院纷纷涌现。

　　90年代初

　　术前收了“点刀费”

　　术后退回

　　见证人：张之春

　　用“90年代”和“看病”这两个关键词搜索，就会出现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医疗的流行词——“送红包”。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给医生“送红包(点刀费)”的现象极其普遍。

　　1992年，张之春的弟弟需要做胆囊摘除手术。在弟弟做手术之前，张之春已经用信封封好了两个“红包”。根据他之前从其他患者打听到的经验，一个信封里装了600元，送给主刀医生；一个信封里则是300元，送给麻醉师。“钱都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崭新的。”

　　张之春记得，他当时把医生和麻醉师叫到了更衣室，“我就说我们是工薪家庭，没有多少钱，这么点意思，还请笑纳。”随后，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都将信封装了起来。

　　但是让张之春没有想到的是，在手术结束之后，那名主刀医生又将他叫了过去，还给他两个信封，“就是我手术之前给他们的，太让我意外了。”后来那名主刀医生解释说：“当时拿了你的信封，是为了让你心安。”

　　其实，对于“送红包”的记忆不少人都有，但是也有不少医生称，这种现象往往是一些病人家属的误区，一位医生在其博客上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有这么一段话——“病人往往有这样的观点，以为不送医生红包，医生就不会认真看病，其实，这是误解。真正的病人，不送红包，医生也会认真看病的，医生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张之春也关注着新医改的进程。他希望医患关系以后会更加透明。

　　2008年

　　社区医院成了

　　大医院“预诊部”

　　见证人：贺芳

　　前不久，贺芳的妈妈突然感到肚子痛。当时贺芳本想让妈妈直接去大医院急诊的，但是她妈妈说，不是什么大毛病，还是先到社区医院看一看吧。于是母女二人来到了社区医院，但是当时医生并未能做出明确诊断，于是建议贺芳的妈妈去一家三级甲等大医院查一下。

　　“当时社区医生就登录了社区医院与那家大医院联通的医疗服务共同体网站，还成功预约到了医院第二天的专家门诊，并直接把我妈的电子病历传送到了大医院。”第二天，贺芳带着妈妈来到了预约的大医院专家处。

　　贺芳感慨地说：“从医院接诊到看上病，只花了不到10分钟。而直接到大医院看病，起大早也不一定挂上专家号。现在可好了，到社区医院，就帮忙解决问题了。”

　　如今，社区医院越来越成为大医院的“预诊部”。居民在社区卫生机构看病，根据病情需要，社区医生可以帮助预约大医院的普通号、专家号和化验检查，一般化验结果则可以通过网络传回社区，方便居民查取。针对疑难病例，社区医院还可以通过视频请大医院专家会诊。居民突发急病需要抢救，社区医院还可以出车直送大医院，凡在社区建档的病人电子病历可直接传送到医院。

　　生活志

　　“四环素牙”

　　上世纪80年代，“四环素牙”让人记忆深刻，那是当牙齿在发育矿化期间应用了四环素类药物如四环素、金霉素、去甲金霉素、土霉素等造成的牙齿颜色改变或伴有程度不同的牙釉质发育障碍，尤以四环素让牙齿变色最明显。如今，随着医学的发展，“四环素牙”已慢慢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个性化体检”

　　上世纪90年代末，“个性化体检”兴起。这是指医生综合考虑体检者的性别、年龄等因素，制定出针对个人的体检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查体者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项目，节省体检的费用和时间，另一方面也不会遗漏大的病症。同时，当时送礼送“体检套餐”也一时成为风尚。

　　“片儿医”

　　2007年，北京出现“片儿医”，就相当于居民的健康“片儿警”，其职责不光是看病，更重要的是对居民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他们除了提供常规体检、日常疾病诊治、慢性病管理控制等医疗服务，每个家庭医生团队都在不同时期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康复”等全方位的健康及相关问题的帮助。

　　“健康档案”

　　同样在2007年，北京推出“健康档案”，包括家庭健康档案和个人健康档案。家庭健康档案每户一份，个人健康档案每人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成册。个人健康档案记录个人信息、健康状况、过往病史等五十多项基本信息。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的病人，其健康档案袋上分别贴上红、绿、橙、蓝、黑色标识加以区分。健康档案建立后，家庭医生每年至少随访记录四次，进行动态管理。(记者 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