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经过一段时间恋爱，山东省茌平县菜屯镇的贾新超和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2008年5月，当二人兴冲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却扫兴而归:贾新超的户籍已经被公安机关注销，无法登记结婚。

　　自此，一起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浮出水面。最终，贾新超和“贾新超”走向公堂。

　　日前，法院对这起冒名顶替长达12年的案件作出判决:“贾新超”停止对贾新超姓名权的侵害。

　　冒名顶替上大学

　　贾新超:“当初他顶替我上大学，我不知情。”

　　张保生:“我顶替他上大学，是两家的交易。”

　　这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贾新超是菜屯镇张贾村村民，“贾新超”原名张保生，原籍也是茌平县，现为山东省聊城市外贸局职工。在茌平县第二中学就读期间，二人是同班同学。

　　张保生有自己的名字，怎么又叫了“贾新超”呢?

　　贾新超告诉记者，1996年，他考入山东省经济学院，却因身体有伤等原因，不得不放弃入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张保生冒名顶替我上了大学，而且使用我的姓名参加工作。12年了，他一直在使用我的姓名。”

　　贾新超认为，正是张保生的冒名顶替造成自己的户籍被公安机关注销，不能登记结婚，“我起诉他，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请求法院判令张保生停止使用我的姓名，这样才能恢复我的户籍”。

　　而在张保生那里，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我顶替他到山东省经济学院上大学，他和他家人都知道。上大学需要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村委会还要出具有关证明，如果他不知情，我怎么可能得到这些证件，怎么能顺利入学?”张保生说，因为顶替贾新超上大学，两家进行了一笔“交易”。贾新超第二年复读时，张家为贾支付了部分复读费用，算是补偿。

　　在张保生看来，贾新超的户籍丢失是由其个人原因造成的，与己无关。“贾新超第二年再次参加高考，考入聊城大学读书，户籍也迁入聊城大学所在地派出所，这说明贾新超当时尚有户籍，“贾新超的户籍并非因为我顶替他上大学而被注销”。法庭上，张保生还透露了一个“秘密”:“贾新超大学毕业后将人事关系卖给他人，他的户籍才没有了。”

　　法院判决“归还姓名”

　　尽管双方的一些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持法庭认可，但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却无可辩驳。

　　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张保生没有被大学录取，便假冒贾新超之名，用贾新超的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以贾新超的名义，迁移贾新超的户籍到山东省经济学院上学，但贾新超的户籍并未被注销。1998年，张保生毕业分配到聊城市外贸局工作，一直使用“贾新超”的姓名。贾新超复读一年后考入聊城大学就读，户籍也迁至学校所在地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城大学派出所。大学毕业后，贾新超将学校签发的户籍迁移证明丢失，从而无法将户籍从派出所内迁出，后来便外出打工。2003年3月，在当地人口普查时，贾新超以“原城镇户籍迁移证明信遗失”为由在老家补登了一农业户籍，并办理了身份证。

　　贾新超的户籍“失而复得”，从这来看，张保生冒名“贾新超”，似乎并没有给贾新超生活上带来不便。然而，冒名顶替终究还是埋下了隐患。2005年8月，公安机关发现两个“贾新超”，而且户籍姓名、出生年月日、原户籍地址、迁出地址相同，以此为由将贾新超补登的农业户籍注销，以致贾新超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遇到麻烦。

　　据办案法官介绍，参照当时大学新生报到须持有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且需迁移户籍等规定，贾新超称张保生假冒自己姓名上大学之事“不知情”，法院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张保生称贾新超将户籍在大学毕业后“卖掉”而失去户籍，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且没有第三个相同年龄的“贾新超”，这一辩解也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但张保生冒名顶替贾新超上大学这一事实，却无可辩驳。法院认为，虽然贾新超将迁移证明丢失，丧失了自己的非农业户籍，但后来补登了一个农业户口作为补救措施，如果张保生不用贾新超的姓名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不用贾新超的姓名参加工作，则不会出现两个身份一致的“贾新超”，而公安机关将贾新超户籍注销的主要原因正基于此。因此，张保生用贾新超的姓名上大学、参加工作，侵犯了贾新超的姓名权，这一侵权行为导致贾新超失去户籍，无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张保生对侵权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日前，法院判决张保生停止对贾新超姓名权的侵害。

　　据悉，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一路绿灯的背后

　　法官认为:“冒用他人姓名上大学，参加工作长达12年之久，背后很可能存在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

　　承办该案的法官对记者详解了这一案件，指出冒名顶替上大学隐藏着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他说，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保生冒名顶替上大学，贾新超是否知情。尽管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张保生一直辩称，他的冒用行为贾新超是知情的，并且向其支付了一定的“补偿费”，似乎是“等价交换”、合情合理的事。殊不知，无论贾新超是否“知情”，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这种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姓名权，变相剥夺了其他考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高校招生秩序。”

　　12年来，张保生一直使用“贾新超”之名，对贾新超的姓名权及其他合法民事权利长期造成侵害。令人深思的是，冒用他人姓名上大学，参加工作长达12年之久，竟然能够“一路绿灯”。除了当事人的原因之外，高校新生入学审查把关不严，公安机关户籍管理不规范，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背后很可能存在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法官说。

　　“尽管判决已经生效，两位当事人要想变更为原始姓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法官忧虑地说，因为在实践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人事、户口、社会管理等许多方面，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记者观察

　　谁是受害者?

　　李曙明

　　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同样发生在山东的齐玉苓案最为有名。本案和齐玉苓案的区别在于:齐玉苓案中，直到事发，对于被冒名顶替的事实，齐玉苓一无所知;而本案中，按照法院的认定，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双方合意的结果。

　　因为这样的区别，两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不一样的。齐玉苓案中，作为被冒名顶替者，齐玉苓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一辈子命运因此改

　　变，她无疑是受害者;而本案中，冒名顶替者得到上大学的机会，被冒名顶替者得到一定补偿，二人在交易中各取所需，都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那么，在本案中，谁是受害者?

　　如果当年贾新超不入学，空出招生名额的学校，可能补录学生，那么，一定有那么一个学生(不会是张保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然而，因为张保生的冒名顶替，这个学生没有了机会———他是受害者。

　　学校也可能不补录，贾新超的名额就此废掉。此时，招生环节没有直接受害者，但受害者也还是有。设想，如果张保生不冒名

　　顶替得到大学文凭，他会有到聊城外贸局工作的机会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冒名顶替就让另外一个人失去到那里工作的机会，他就是冒名顶替事件的受害者———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人是谁，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

　　这么分析，似乎矫情了。我只是想说明，这一冒名顶替事件，不仅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事。如果说因为具体受害者不明确，让贾新超二人对他们补偿不可能，那么，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追究二人因此获得的不当利益，就是实现公正所必须。

　　-专家点评

　　违法转让无效

　　直到今天，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仍在不断发生。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信息多达万余条，甚至有人在网上明码标价转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几乎每年的高校入学中都有这样的新闻，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公正，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值得警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博士认为，冒名顶替深层次问题是双方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学校以达到个人目的，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公平竞争。对冒名顶替者而言，他不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被大学录取，而是通过受让被录取学生的录取通知书、户口等进入高校，这对其他莘莘学子是极不公平的。二是严重破坏了国家高考的公信力。高考是国家通过考试形式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冒名顶替却让一些“不合格”学生蒙混过关，使高考的公信力遭到亵渎。三是暴露出户籍管理、学籍管理、档案管理中存在漏洞，相关机构对当事人身份审查不严，以至于年年都有人冒名顶替上大学。

　　“说白了，就是倒打一耙。就本案而言，当初转让给别人，现在又反过来主张自己的权益，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刘教授指出，受让和转让双方都是违法行为，其行为属于无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损失承担，不存在保护谁的问题。

　　如何防止冒名顶替现象?刘教授认为，骗局早晚都会被识破，真相终究要大白天下，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不要通过欺骗的手段来获取入学资格。另外，作为监管者，公安机关、人力资源部门、教育部门等行政监督管理者要加强监督，及时将弄虚作假者清除出去。

　　“光有自律和监督手段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刘教授指出，之所以大量出现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与我们的户籍、学籍、档案管理制度分不开，“因为这些管理制度不透明，有必要建立一条透明、高效的管理制度”。他建议，可以在身份证上大做文章，每个人建立一张身份信用卡，包括个人身份基本信息、上学信息、工作信息等多种信息纳入其中。有关部门在审查时，一查便知，杜绝冒名顶替事件的发生。当然，信用卡中有很多个人隐私，为避免隐私泄露，学校招生、单位招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配合，这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逐步建立。（党小学 卢金增　刘景生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