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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必在“要不要打落水狗”这个问题上争论了，而应该说，正是因为要“费厄泼赖”，所以才要穷追到底。至于穷追的过程中，谁落水了，落水之后还打不打，那就要看事情本身的进展如何了

　　这些天，总想起鲁迅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按照鲁迅的意思，那篇文章的标题本来该叫“打落水狗”，只是为了不想太触目才行了曲笔。事实上，在此文发表四十年后，它的影响达到最大，其中心思想就被概括为“痛打落水狗”精神。

　　现在想起它，是因为民众在一系列事件中不依不饶。陕西“假华南虎照案”开庭审判了，但是大家认为真相还没有查清，背后还有故事。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娄烦滑坡、登封矿难、深圳火灾中，都有若干官员被免职，民愤也没有因此平息，还想深究下去。这些是不是“痛打落水狗”呢？

　　对于那些下台的官员来说，这个说法也许能够成立。对于假虎照的主角周正龙，却未必如此，舆论似乎对他充满同情，甚至认为他是替罪羊，支持律师为他作无罪辩护。

　　让我们先回头看看80多年前的那桩公案。1925年12月，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他说，在争论中难免“骂人”，但是要“骂的有艺术勿太粗笨”，“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 于是他介绍了英国的“费厄泼赖”精神，要求“对失败都不要施以攻击”。林语堂说，这种“费厄泼赖”也就是“不打落水狗”。

　　鲁迅读了林语堂的文章，不以为然，于是写了那篇文章来反驳。鲁迅说他并不反对“费厄泼赖”，但是认为在中国实行为时尚早，理由是很多狗落水之后，爬上岸后还会咬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否则，“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作恶又如先前一样”。

　　林语堂主张争论中不要搞人身攻击，“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这当然是对的。他引介“费厄泼赖”精神，也功莫大焉。但是鲁迅说的，不仅道理上说得通，而且也符合中国现实。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林语堂对“费厄泼赖”的阐释不够精准。“费厄泼赖”即fair play，原意是在体育比赛中，光明正大，公开、公平和公正，不搞不正当的手段。这是多么正面、明白的意义，也是我们现在还在追求的东西。但是林语堂用于反对人身攻击，已经是用了引申含义；再进一步和“不打落水狗”画等号，含义就有些边缘了，是用比喻来解释比喻。难怪鲁迅说，“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含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

　　公平竞争的要义是对事不对人，但林语堂和鲁迅都把讨论的焦点落在人(“落水狗”)身上。林语堂说得对，“‘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但由于他不分人和事，只好又说，“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如果要说待人，其实中国古人不光说不要“落井下石”，还讲“得饶人处且饶人”。说来说去，他把英国的“费厄泼赖”等同于中国的“中庸哲学”，难怪鲁迅要生气了。

　　鲁迅开出的方子是，“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这显然不好操作——狗在水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上岸之后的态度，并根据这个态度来决定打不打它？再说，是狗都要咬人，但不一定会落水。就算你“一个都不宽恕”，把那些落水的狗统统打死，岸上的狗不照样咬人吗？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狗不咬人，咬了人也没事，现在给狗打防疫针就是这样做的了。

　　因此我们不必在“要不要打落水狗”这个问题上争论了，而应该说，正是因为要“费厄泼赖”，所以才要穷追到底。至于穷追的过程中，谁落水了，落水之后还打不打，那就要看事情本身的进展如何了。

　　当初假虎照一发布，网民们群情激愤，倾力打假，周正龙算是落水狗。但是大家很快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名利熏心，于是继续穷追猛打——在此过程中，周正龙这个“落水狗”倒可能得到好处。那些被免职的官员，大家也并非要“打死”他们，而是想知道他们此前有没有官商勾结，此后是不是仍然享受“特供”。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都清清白白，不管他们下台后过得如何，都不应该再去“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