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民工没有共同语言”
黄伟木想成为一个英雄不是偶然冒出的想法。在他看来,如今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和他的童年有颇多关系。黄伟木1984年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普通农家,“生活比较贫困”,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从小学到初中他自己认为“成绩还可以”,初中毕业时,家中负担较重,父亲要他报考中专,他执拗地填写了高中志愿,后来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但父亲没有让他继续读书。从那之后黄伟木离开家乡开始打工生涯。“我现在能理解家里的情况。”经过6年的漂泊,黄伟木说,“毕竟以前我家住的是瓦房,我没上高中家里就盖了楼房。”
黄伟木在服装厂做卧底的4个月里,特意给自己的手机办理了停机保号的业务。“断掉和外界的联系,我就是担心别人有什么事破坏了我的这个计划。”黄伟木说,在他的心里这个计划是“神圣的”。这段时间没有人能找到他,过一段时间他会到网吧上网,偷偷在QQ空间里写下“卧底”的心路历程,但并不开放空间,有待一日他期望自己名闻天下。只是偶尔他会给广西家中的父母通个电话,告诉他们“一直在化工厂上班,一切都好”。
黄伟木有时也有些愧疚,他已经5年没有给家中寄过钱。当他和大多数农民工聚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他“你一年能给家里拿多少钱?”黄伟木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反感,觉得自己和其他农民工没有“心灵沟通和共同语言”。
黄伟木的父亲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年过五旬,已回乡种地为生。他的姐姐和弟弟都在广东打工。这样的家庭给黄伟木提出的要求是“多挣点钱,置些家当早点成家”。因为“理念”不合,他和家里一度闹得很僵,“很少打电话回家”。去年,他曾回家一次,和乡亲聊天,乡亲们觉得他“很有思想”。他和父亲深谈,“想趁着父母还能自己生活,自己还年轻,想搏一次。现在是没能力孝顺家里,以后成功了,会更好地孝顺。”在他的梦想中,“一定要成功,就是脱离农民工这个阶层。”他一度迷恋励志书,现在意识到“很多书都是骗人的”,连书名都已经忘记。
平时在城市里,黄伟木很少和农民工群体在一起,“最多也就是在一起吹吹牛”。在他的心里,他自己“和其他农民工不一样”。比如,一起看电视,他总会把频道换到新闻,其他农民工会笑话他,“那些国家大事跟你有什么关系”。黄伟木“懒得和他们解释”。在制衣厂“卧底”,他更是尽可能不和别人袒露心扉,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和他开玩笑,问他“看上厂里哪个女孩”,他就拿出一张和朋友孩子的合影给别人看,说,“这是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糊弄过去不再纠缠。但是他会想办法了解工友的想法,比如建立一个叫作“缘聚长缨”的QQ群,把工友都拉进去。“他们都喜欢在空间里写自己的感受,我可以多了解一些。”黄伟木说。
有时,他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工于心计”,但每次他都告诉自己,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自己“有神圣的目的”。
现在,他的姐姐已经从电视上知道了他所做的事情,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顺手回了一条短信,“你心里支持我就行了”。
“我知道工厂的压力, 但也不能一直侵权下去啊”
黄伟木是8月31日离开工厂的。当天他还在车间干活时,他的组长和手下的工人抱怨,“听最近的新闻说,如果没签劳动合同,一个月应该补两个月的工资”。一直闷不做声的黄伟木突然冒了一句,“只要你们支持就行了。”组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组长就和其他工友一起接到黄伟木的短信,同时也看到网络上的热议。过了两天,有劳动部门前来检查,要求暂时停工。
工厂经理把几个组长叫去开会,要给大家补签合同,但是日期写的是从5月份开始。经理对这些处于工厂中层的组长们说,“我们把你们福利提高了,我们的厂就越做越小;倒闭了,你们到哪找工作呢?”
黄伟木的组长最终没有补签合同。他认为如果签署了这份日期为5月开始的合同,就意味着拿不到以前的补偿金。这个曾经在制衣行业打工十年的组长,在这家工厂每个月拿一千多元薪水,每小时加班费两元五角。“体力比工人轻松,但是头脑不轻松,挣得还不如计件工人多。”他说。
这十年中,这位组长一直在广东的制衣厂工作,从事过各种岗位,换过五六家工厂。在他看来,十年中的薪水没有太多的变化。“以前人少,做得件数多;现在人多了,还是那些钱。”这位组长说,“只不过这一年多,小的服装作坊倒闭了不少。”8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初步统计,中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
这位组长十年来都在小作坊工作,大多数工人不知道任何与《劳动法》有关的知识,大多数工人都认为“出来打工都是这样”。近几年,很多农民工维权事件在媒体闹得很凶,但他从没遇到过。这一次他知道,工友们都支持黄伟木,只是“不敢站出来说”。
黄伟木所在的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在广州工商局的注册信息中显示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家拥有自己品牌的服装公司,专门制作童装。据黄的组长观察,“出货量还可以,每个月可以出十多万到二十万件衣服。2008年春夏装就给了我们80万件的指标。在广东的服装厂里属于中等规模吧。”这家服装厂有150多位工人,干不完的活就外包给其他小型工厂。“养活着十几家小厂子。”
按照黄伟木自己根据《劳动合同法》严格计算的薪酬标准,他工作4个多月的时间应得工资47201元,而现在他只拿到4203元。只工资一项,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工厂成本就会是现在的十倍。这对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我知道工厂的压力,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社会总要进步的啊。”黄伟木说,“我不是想把厂子搞垮,也不是想鼓吹劳资对立,就是想让他们能自觉依法整改。”
现在,黄伟木已经拿着掌握的证据到劳动仲裁部门立案,案子将在10月8日开庭。他的证据中就有他自己所统计的加班时间,从4月进厂到8月底离厂,工作日加班237个小时,休息日加班376小时,法定假日加班10小时。
立案之初,黄伟木很担心“潜在的暴力威胁”。于是他大量在网上发帖,主动联系媒体,“想用舆论声势保护自己”。工厂方面始终保持低调,工厂经理三次挂断记者电话,只留下一句话,“这件事情清者自清。”
黄伟木承认,自己做这件事之前有自己的目的,比如“想在这个事件中尽可能展示自己的潜力,期待有伯乐能够发现”。他说话中喜欢用“国家利益”“社会价值”这样的词语,QQ空间里收藏着温家宝的名言,会为一篇帖子的标题绞尽脑汁修改六七次,和记者聊天会说“这段不要写,以免分散别人的注意力”。
从工厂离开后,黄伟木一直没有工作,收集了众多材料和各路记者见面。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创造了社会价值,我觉得我都可以靠这个创业啦。”黄伟木说,“比如做一个公益维权网站,有一点钱可以正常运转就可以。”
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仲裁结果,也做好走上法庭的准备。“我要等到这个事情了结,才去做别的工作。”黄伟木说,“我现在就靠积蓄生活,虽然没什么积蓄,我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我能借到钱的,当然不是找农民工朋友借。”他说这话时,精神很足,胳膊上的皮疹红得一片一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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