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忠说，2006年，经国土部门批准，县里将城区几百亩地征为住宅用地，由四大机构工作人员自愿报名申请集资建房。按照曾宪忠的说法，西城区当时地价不高，但他们按最高的补偿价——每亩地4.2万的价格给农民补偿，至于为什么村民们说拿到的补偿款只有每亩3.3万元，“可能是被乡里或村里克扣了，这个就不清楚了”。

　　曾宪忠说，西城区当时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173元，员工们认领的价格是175元／平方米,再加上市政道路建设的费用，买150平方米的地，要交200平方米的钱，所以很多人认为不值，“宣传部和统战部就没一个人要，县人大有人掏钱以后觉得不划算，退了9户”。

　　真的不划算吗？村民们说，县里征地以后，转手就以高价卖给了开发商。曾宪忠说，由于认购的人不多，公务员住宅用地只占了50亩，其余的土地陆续以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正是这些土地出让金，让政府有了资金发展经济，带动整个县的发展，“也才有了西城区的今天”。

　　曾宪忠说，这里地价上升一方面来源于整体大环境的改善，包括县里经济发展，交通更加方便，尤其是去年沪陕高速和宁西铁路开通以后，大大优化了商城县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这几年县里对城西发展非常重视，集资建房的同时改善了市政道路设施，两方面因素加起来，使得这块土地的人气逐渐旺起来，由原来的无人问津变成了竞相购买。“这样，原来没认购的人觉得亏了，卖地的农民也认为补偿得低了，这两部分人开始闹事、上访，才形成了现在的问题。”

　　“矛盾上升以后，县里很重视，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严禁倒买倒卖，限制过户，逐步规范西城区房地产发展。”曾宪忠说。

　　失地农民如何生存

　　村民们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村民不同意卖地，村里的补偿款到现在也没全发下去，有的只是以“借”的名义领出些钱，按人头每人两万元。“有人说我们是刁民，想多讹点钱，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多少钱都不想卖，土地是农民的根啊！县里土地本来就少，就剩西城这片良田了，他们还不肯放过，以每亩3万多元的价格卖掉。先不说子孙后代如何生存，这两万元还买不到两万斤大米，我们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职业，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王建则说。

　　“他们跟我们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就要收回去。我们虽然不懂法，但也知道国家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几十年不变。如果说搞开发，能带动县里整体经济发展，我们也支持，我们就是想不通，祖祖辈辈耕种的良田成了官员的别墅，这是国家的需要吗？”一周姓村民说。

　　记者初步算了一下，即使按曾宪忠所说的当时的地价——每平方米173元算，每亩地的价格是11.5万多元，远远超过了农民所得的3万多元，而此后农民想在新建的楼房里买房，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100多万元，这对他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了。如今，他们只能居住在原来简陋的瓦房中，靠四处打零工过日子。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中央一再强调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但我们失地多年了，根本没人管。”另一王姓村民告诉记者，当时征地时，政府承诺修建用工优先考虑本地村民，所以有些村民就用补偿的钱买了三轮车等，希望能在工地上找点活儿干。但后来施工方故意刁难，恶意压低价钱，最后没几户做成的。

　　王大爷告诉记者，后来县委、城建局等出面和施工方协商，请有车的十几户人家吃了顿饭，每人给了1000多元，算是“买断”了，今后施工方没有义务一定要用本地村民做工。“虽然给的钱只占做工的1／10，但村民们没办法只好同意了，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陷阱。不久那十几户村民纷纷被拘留，有的还被判了刑，定的罪是‘敲诈勒索’，还说农民是黑社会，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这时一位妇女眼眶湿了，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入牢，被判刑半年，前几天刚刚出来。

　　曾宪忠对此表示，政府当时确实照顾失地的农民，优先用工，但他们抬高价钱，自己把事办砸了。“基本上是过路就收钱，男女老少人人有份，不给钱就采取锁车等极端行为，有的还跟施工方起了冲突，公安局才出面维持秩序，拘留了几个人。”

　　“其实我们就是想找点活儿干，没有地，又不让干活，还怎么活呀！”那位妇女抹干眼泪，轻轻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