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在曲折中前进，跌跤是在所难免的，而跌的每一跤对于后来者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与其过多指责东莞派“红包”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不如内省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深思其背后的启示。

　　一桩在全国“破天荒”的事，令东莞市陷入了社会舆论褒贬的“漩涡”之中。日前羊城晚报《东莞派“红包” 一个大考题》一文说得好：东莞“发红包”，成了一个多角色参与的“考场”，也是对中国政府福利制度的一次考量。

　　东莞向低收入市民派发1000元补贴，这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一桩可圈可点的大事，对此我要三赞东莞市委、市政府：一赞惠民意识难能可贵，“吃螃蟹”勇气可嘉；二赞路径选择切合国情；三赞派发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对于日后中国福利制度的推进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新加坡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款“还富于民”，美国政府向国民实施大规模的退税计划……年初以来这些政府派“红包”的个案一直是人们重要的谈资，而东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做法，让国人看到政府派“红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发生在身边的真事。有学者评价，东莞的做法体现出“社会分红”的价值取向，更有人发出了“‘社会分红’离我们不远了”的欢呼。

　　“社会分红”理论来源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早在上世纪30年代，米德就提出，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这一理论与我们常说的“发展成果惠及于民”可谓是殊途同归。在城乡个人收入增速远远跟不上财政收入增速、CPI高企的今天，东莞首开先河之举给各地、各级政府上了有关政府责任的生动一课。

　　“国家财政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如果说今年初上海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刑普的这一建议太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东莞的做法让人看到一种切合国情的千元“红包”派发路径选择———并非全民共享，而是定向发放给最有需要的低收入人群。从根本上讲，此次东莞派“红包”属于社会救济范畴，而不是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的社会福利首先应该立足于“雪中送炭”式的社会救济。

　　“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在曲折中前进，跌跤是在所难免的，而跌的每一跤对于后来者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与其过多指责东莞派“红包”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不如内省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深思其背后的启示。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外来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东莞此次没把外来人口中的低收入人群纳入“红包”发放对象，是最大的美中不足。招来非议的“焦点”问题还有：一是政府对低保边缘户底数不清，以致于发放“红包”的规模大大超过了预期；二是出现了不少人虚报低保边缘户的现象。

　　究其原因及对其它城市的启示，我想有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决策水平有待提高。政府应该是一诺千金，政府决策是要事先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的。如果事先没摸清底数，一旦最终因福利金额超过财政可承受范围而致政策夭折，失信于民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此举涉及财政资金的动用，理应作为重大事项交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二是发达地区应该有超前意识，制定出低保边缘户的标准并把他们同低保户一样登记造册。没有受惠于国家低保政策的边缘户，有些人的境况其实比低保户还要惨，他们同样需要政府和社会伸出援手。此次东莞把低保边缘户(家庭人均月收入401元—600元的人员)纳入“红包”发放范围，这是一种进步，不过却因民政部门没能掌握低保边缘户的底数而致局面有些混乱，此中教训殊为深刻。

　　三是公民意识有待培养。为何会有不少人虚报低保边缘户？除了与国内个人信用体系、征税体系有关之外，最重要的是公民意识的缺失。让每一名公民成为诚信、知耻而明礼的公民，政府有责、社会有责。在西方福利国家，一个人接受社会救济的话，等于宣告自己能力不如别人。英国早期的济贫制度甚至剥夺了被救济的穷人的部分政治权利，如选举权。救济对象公示程序的设计、惩治骗取救济行为的法律制度、培养公民意识、营造一种知耻而明礼的社会舆论……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的行之有效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