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自7月20日起,北京市实行机动车辆单双号限行措施。然而，就在“限行”即将开始的前N天，市交通管理部门又宣布，把原来打算24小时的“限行”改为21小时，同时宣布每天的0时至3时，机动车不受单双号限制，可以通行。这一改动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却给某些有特殊需要者提供了方便。与以往僵硬、迟缓甚至不通情理的官府作风迥异，这个小小变动不但反映出市政管理的快捷有效，而且还让公众感到了一种人性关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被人称为“微调”的变动呢？这恐怕与公众的意愿表达与北京市政府的酌情采纳有关。换句话说，就是与近些年来中国公众和决策部门的频繁互动、民意管道日趋畅通有关。事实上，诸如此类的事情，近些年来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不少。小到解决因某乡某村农民宅基地占用引发的争议，大到废除存在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等等。特别是在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筹办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的互动，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初期之所以会出现“真相比谣言跑得快”的可喜现象，就是公众与政府、媒体与政府直接面对面的结果。它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应之一是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与赞扬。

　　这种互动现象的出现，从本质上说，当然是因为中国公众在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参与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维权意识和主观兴趣的大大提高。但同时它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步伐不断加速的必然结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公众参与社会的空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公众以个人力量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同样，也使建立在传统文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民”关系出现了真正的角色置换。

　　目前，中国加速走向公民社会的突出表现，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评判力度的大大增加。浏览一下今天中国各类传媒，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互联网乃至个人博客，你可以看到成千上万条对政府、对公务人员、对各类政策的建议与批评。从假虎照的背后原因到对突发事件假处理，从房市的“救”与“不救”到对各类税收项目的利弊分析，从城市的建设规模质量到肉、蛋、蔬菜价格的上涨，从对美国、对欧洲、对非洲之战略到对传统节假日做调整，从对灾难预测的可能性到对各部委出台的种种举措的是非判定……舆论媒体上的种种批评，尽管存在着偏颇、片面甚至不实之词；尽管因为种种理由，甚至招致了地方官员的反感和排斥……但这种批评性舆论的大量存在和涌现，恰恰说明中央政府推进“以人为本”理念的坚决，说明中央政府已经把政府行为的公开性、政策的透明化以及思想的包容度作为重要的施政内容和自我约束的标准。

　　中国加速走向公民社会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公众社会活动和公民组织的萌动与活跃。“各扫门前雪”曾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也是千年自然经济的结果。近30年的市场经济和中国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冲击波，使这种传统理念发生了根本动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着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质变。在信息开放和政府鼓励下，诸如志愿者“义工”类的公民组织日益活跃。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捐献救助为全社会的公民参与提供了施展的天地。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在“以人为本”的召唤下破土而出了。

　　我们欢迎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到来，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建立“民主、法治、平等、和谐”的公民社会将成为实现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伟大目标！(艾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