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与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刘达临昨日建议在云南设立性博物馆。“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希望自己能为云南做点有意义的事。”在刘达临看来，虽然道路曲折，但中国的性开放已成为必然。

　　小文物反映优生意识

　　性博会展馆内，一件反映两条不同种类鱼交尾的青瓷古物，相比其他反映男女交欢造型的古物，显得含蓄多了。若不是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与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刘达临道出了这件古物背后的故事，它或许会被多数观众所遗忘：当年，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进驻云南后，发现自己的部下多数是汉人，而云南又以少数民族居多。不同民族是否能够通婚，是许多适婚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吴三桂让人制作了这种瓷挂件，就是为了告知部下及云南的少数民族，不同民族通婚是有利于后代健康成长的，无形中也体现了古人的优生意识。

　　性禁锢有一半未开启

　　刘达临说，目前，中国私人博物馆增多，办博物馆可以给人增长知识，传播文化。而性博物馆除了有这一特点外，还涉及观念变革，也就不得不面对争议。现在，中国性禁锢的大门已经打开，却只打开一半，还有人认为是黄色、下流，使得性博物馆的发展面临较大阻力。这一点，可以从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坎坷的发展历程中看到。1999年开办之初就广受非议，管理部门认为“性”字不雅，不允许在街面上挂招牌。刘达临认为，性博物馆这一路走来，虽然每一次被迫搬迁都是出于经济的问题，但实质上最根本的还是人们对“性”持有不认同观念的原因。

　　性开放已成必然趋势

　　早在开办性博物馆前，刘达临和他的研究方向及收藏品，就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在海外办展览、讲座等，刘达临在国外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国内。随着性博物馆的发展，一直认为中国封闭的西方媒体甚至这样评价：“中国能建一个性博物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关于近年来，国人对性开放的认知过程，刘达临还举出了另一个佐证：“性博物馆刚成立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都来关注，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最终报道出内容的却不多。但现在，媒体对性博物馆等的报道陆续增多，原因就在民众对性的认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坦然了。”

　　文明是性文化的基础

　　刘达临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人们在意识形态的认知上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新观念正在形成中，一些旧观点却未完全退化。同时西方的许多文化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尤其是对青少年。“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中，他们无法有效鉴别西方传来的观念，哪些是精华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哪些是糟粕，必须摒弃。”

　　刘达临说，要提倡性文明。“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多元化，性也一样，但有两种发展的可能，一是发展成对性的滥交、放纵和随心所欲，也就是所谓的‘爱情多元化’、‘卖淫合法化’和‘换妻’等不良风尚的形成；另一种便是，提倡自然、科学、健康的性开放。”而刘达临对性的研究，就是要为后者振臂高呼，提倡健康的性自由和合理的性控制，才能构成性文明。

　　淳朴民风很令人感动

　　说到这里，刘达临非常高兴，他说，云南各级政府对此非常开明，他为云南人身上透出的敢于接受新事物、淳朴的民风而感动。“在别的城市举办性博会，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争议，但云南人对待性博会却是超乎我们意料的理性和坦然，喜欢就是喜欢，有兴趣就是有兴趣，没有丝毫的掩饰。”

　　他认为，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性文化尚属未被开发的处女地，非常值得挖掘和研究，希望能收集到各民族性文化方面的文物，来弥补性博物馆展品种类上的缺口。刘达临透露，他将邀请几位云南学者一起加盟，在条件成熟时，希望能在云南设立一个性博物馆分馆。

　　人物简介：刘达临与性学研究

　　刘达临今年76岁，因为与“性”打交道，他遭遇了无数的非议和委屈。

　　上世纪70年代末，刘达临转业到地方后，在他50岁时进入上海大学工作，主要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婚姻家庭。随着对婚姻家庭的研究，刘达临发现周边的离婚现象很多。为了研究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他便带领学生做起了调查，最终发现导致离婚的因素很复杂，但因为夫妻性生活不协调而导致离婚的大有人在，甚至占到了受调查家庭的1/3。同时，当时社会上卖淫、性犯罪的情况也呈现出上升势头，婚外恋、婚前性行为也逐渐增多。

　　刘达临逐渐将研究方向确定在对古代性文化的研究上，开始收集起了古代性文物，直至1999年，到南京路上开办有规模的性文化博物馆。在他看来，虽然走得曲折、坎坷，但一路有民众的支持，令他欣慰。(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