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与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刘达临昨日建议在云南设立性博物馆。“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希望自己能为云南做点有意义的事。”在刘达临看来,虽然道路曲折,但中国的性开放已成为必然。
小文物反映优生意识
性博会展馆内,一件反映两条不同种类鱼交尾的青瓷古物,相比其他反映男女交欢造型的古物,显得含蓄多了。若不是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与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刘达临道出了这件古物背后的故事,它或许会被多数观众所遗忘:当年,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进驻云南后,发现自己的部下多数是汉人,而云南又以少数民族居多。不同民族是否能够通婚,是许多适婚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吴三桂让人制作了这种瓷挂件,就是为了告知部下及云南的少数民族,不同民族通婚是有利于后代健康成长的,无形中也体现了古人的优生意识。
性禁锢有一半未开启
刘达临说,目前,中国私人博物馆增多,办博物馆可以给人增长知识,传播文化。而性博物馆除了有这一特点外,还涉及观念变革,也就不得不面对争议。现在,中国性禁锢的大门已经打开,却只打开一半,还有人认为是黄色、下流,使得性博物馆的发展面临较大阻力。这一点,可以从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坎坷的发展历程中看到。1999年开办之初就广受非议,管理部门认为“性”字不雅,不允许在街面上挂招牌。刘达临认为,性博物馆这一路走来,虽然每一次被迫搬迁都是出于经济的问题,但实质上最根本的还是人们对“性”持有不认同观念的原因。
性开放已成必然趋势
早在开办性博物馆前,刘达临和他的研究方向及收藏品,就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在海外办展览、讲座等,刘达临在国外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国内。随着性博物馆的发展,一直认为中国封闭的西方媒体甚至这样评价:“中国能建一个性博物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关于近年来,国人对性开放的认知过程,刘达临还举出了另一个佐证:“性博物馆刚成立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都来关注,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最终报道出内容的却不多。但现在,媒体对性博物馆等的报道陆续增多,原因就在民众对性的认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坦然了。”
文明是性文化的基础
刘达临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人们在意识形态的认知上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新观念正在形成中,一些旧观点却未完全退化。同时西方的许多文化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尤其是对青少年。“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中,他们无法有效鉴别西方传来的观念,哪些是精华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哪些是糟粕,必须摒弃。”
刘达临说,要提倡性文明。“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多元化,性也一样,但有两种发展的可能,一是发展成对性的滥交、放纵和随心所欲,也就是所谓的‘爱情多元化’、‘卖淫合法化’和‘换妻’等不良风尚的形成;另一种便是,提倡自然、科学、健康的性开放。”而刘达临对性的研究,就是要为后者振臂高呼,提倡健康的性自由和合理的性控制,才能构成性文明。
淳朴民风很令人感动
说到这里,刘达临非常高兴,他说,云南各级政府对此非常开明,他为云南人身上透出的敢于接受新事物、淳朴的民风而感动。“在别的城市举办性博会,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争议,但云南人对待性博会却是超乎我们意料的理性和坦然,喜欢就是喜欢,有兴趣就是有兴趣,没有丝毫的掩饰。”
他认为,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性文化尚属未被开发的处女地,非常值得挖掘和研究,希望能收集到各民族性文化方面的文物,来弥补性博物馆展品种类上的缺口。刘达临透露,他将邀请几位云南学者一起加盟,在条件成熟时,希望能在云南设立一个性博物馆分馆。
人物简介:刘达临与性学研究
刘达临今年76岁,因为与“性”打交道,他遭遇了无数的非议和委屈。
上世纪70年代末,刘达临转业到地方后,在他50岁时进入上海大学工作,主要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婚姻家庭。随着对婚姻家庭的研究,刘达临发现周边的离婚现象很多。为了研究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他便带领学生做起了调查,最终发现导致离婚的因素很复杂,但因为夫妻性生活不协调而导致离婚的大有人在,甚至占到了受调查家庭的1/3。同时,当时社会上卖淫、性犯罪的情况也呈现出上升势头,婚外恋、婚前性行为也逐渐增多。
刘达临逐渐将研究方向确定在对古代性文化的研究上,开始收集起了古代性文物,直至1999年,到南京路上开办有规模的性文化博物馆。在他看来,虽然走得曲折、坎坷,但一路有民众的支持,令他欣慰。(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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